第九章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变革”并不是年11月列宁在俄罗斯颠覆了短暂的临时自由政权，而是看起来不那么突出但实际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事件—欧洲对世界年统治的终结。—汉斯·科恩（HansKohn），《联合国和国家自决权》（TheUnitedNationsandNationalSelf-Determination，年）我活了78年，从未听说过像柬埔寨一样专制统治如此血腥暴力的国家。—温斯顿·丘吉尔，年从第二世界到第三世界随着冷战的爆发，曾受万众瞩目、国力遥遥领先的大国苏联突然惊觉自己已经落于下风。斯大林的首席文化理论顾问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Zhdanov）年在第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大会上向各代表坦言：“各个行业的代表人士，包括科学家、商业团体、青年人、学生，都认为他们之间可以维持良好的国际交流，遇到工作难题时可以沟通经验，互相咨询，他们还能定期举办国际性会议和聚会，然而同源共流的各国共产党人，甚至是共产主义盟国却都不愿缔结彼此间友好的纽带关系，这当真是件怪事。”日丹诺夫能这样直言不讳也着实令人惊讶。因为除了这一席话，他一直都在颂扬苏联在创建联合国时表现出的“光辉形象”，也时常赞扬成立联合国的伟大构想，称这个组织会实现“世界民族间真正的合作愿景”。事实上，苏联在思索外交政策时曾再三审视过联合国的战略地位，但它并没有认真考虑过重获思想意识中心控制权的必要性。年共产国际解体时，它已经不再在各强国中发展革命国际主义，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对于苏联来说，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正在变成一个让苏联备感尴尬的地方。年在伊朗和希腊问题的相关讨论中以及年安全委员会关于柏林的辩论中，美国的策略大获全胜，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迫使苏联行使否决权，将斯大林不愿提及的事情置于镁光灯下以吸引公众的目光。同时，联合国的人员结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苏联。在联合国秘书处内部，秘书长周围最为亲近的顾问多数都是美国人，其中又有大多数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亲信。相反，苏联人在联合国的高层官员中比例不足1%。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在多数问题的表决中拥有大多数固定的有效支持者，美国还与英联邦国家、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联合起来轻松超越了苏联以及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苏联盟国的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在短短的6年里，苏联在安理会的表决中使用了47次之多的否决权，而美国却在20年里从未使用过否决权。“由于联合国是随着冷战的爆发同步发展起来的，”两位美国分析家写道，“毫不夸张地说，联合国已经成了西方强国操纵国际政坛的政治平台甚至是政治工具，而且他们总能得到大多数成员的支持。”腊斯克的政策看上去已然居于上风，而苏联却陷入了所谓的“永久否决”的困境。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苏联从始至终都对世界一体化组织的概念兴致索然。斯大林之所以参加联合国创立大会，主要是因为他的到场能让苏联的强国特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代表着强国可以利用特权防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一直不满于国际联盟的解散，斯大林在其他方面对联合国也并没抱什么希望。同时，斯大林对专业机构的大量增殖颇为不满，所以多数时候都不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对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印尼以及意大利的殖民地等国家和地区，斯大林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意义，所以苏联代表也没有打压西方强国在这些地区的各项举措。一般只有当涉及自己认知范围内的自身利益时，苏联代表才会行使否决权。因此，国家主权保护是莫斯科方面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苏联共产党最蔑视的就是主张创建世界联邦政府的资产阶级卫道士。早在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就向美国的有关官员明确表示，如果在联合国的决议过程中，不能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争议中行使否决权，苏联宁愿世界上没有联合国的存在。苏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想利用否决权架空联合国，防止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过于强大，进而发展成苏联的一大威胁。而美方关于削弱安理会的权力、赋予联合国大会和秘书长更多的权力的提议让斯大林十分困惑不解，在美国提议对《联合国宪章》进行改革时，苏联立刻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成了宪章最坚定的捍卫者。随着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在中国的胜利，斯大林限制了联合国的进一步发展，一直阻拦中国作为新成员加入联合国大会。美国曾建议，安理会如果在处理国际和平及安全事务的过程中陷入僵局，就可以将权力交给联合国大会。美方的这一提议让斯大林的计划看似收到了成效。实际上这个举措与《联合国宪章》的最初理念极不相符，最终还导致了秘书长特吕格夫·赖伊被迫辞职，有评论家指出，正是联合国的这些举动引得莫斯科方面“暴怒”。年2月，斯大林严词谴责联合国，称“联合国这一组织正在发展成战争的工具，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想利用联合国发起新的世界战争……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是美国人的组织，它所代表的就是美国这个侵略者的利益”。年，两位美国时评家尖锐地评价说，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苏联对联合国的敌意，而是尽管时常谴责联合国，但该国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退出联合国的原因是其试图创立新世界组织的计划接连受挫。尽管苏联规划成立的组织既适合冷战时期的共产党人，也适用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一派，在此期间苏共还利用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的威望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但在“二战”之后，苏共取得的实际政绩却微乎其微。日丹诺夫年组织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正是苏联为应对马歇尔计划采取的举措，旨在重组东欧共产主义政党格局，保证共产党思想意识的一致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共产主义的党派会议大张旗鼓地召开，而这种会议并不是同盟国间的会议。尽管苏联宣称这次会议标志着“反帝国主义民主同盟阵营”的诞生，但实际上，受邀参加创立大会的只有欧洲人。铁托统治的南斯拉夫本是苏联最为忠诚的追随者之一，可刚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却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独立的想法，这让民主同盟阵营瞬间四分五裂。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因为铁托和斯大林的分裂难以存在下去，此时的东欧也呈倒戈之势，最终这个组织没有撑过10年的时间就全然瓦解了，还不足其前任组织共产国际寿命的一半。苏联意欲成立的“爱好和平”公民大会更是收效甚微：尽管莫斯科方面成立的像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世界和平党人大会这样的组织都曾一度是联合国的有力竞争者，但这些组织却更如昙花一现。随后，苏联一心想让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党派联合起来，为此大举召开定期会议，而曾对年列宁领导下的莫斯科颇为信服的友好邦国和政党在20世纪50年代都对苏联的定期会议不胜其烦。南斯拉夫以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国都发展起来了，成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强敌，这让会议变得更加烦琐复杂，这些会议除了发表一些令人尴尬的公报外，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成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连古巴共产党都挺进非洲，成了苏联在当地的革命劲敌。而与其同时，联合国在世界的地位不降反升。年，日丹诺夫不得不做出妥协的姿态，他说道，冷战期间各类国际组织如火如荼地创建起来，且多数都是由美国及其盟友负责运营，苏联置身事外的傲慢态度已经让自己疲惫不堪，举步维艰。因此，苏联一直都没有退出联合国，相反，斯大林去世后，其继任者更加积极地寻求苏联在联合国的新机遇，以求扩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年，汉斯·摩根索评价联合国为“大联盟”，其对立面就是苏联及其同盟组成的又一“大联盟”，这一描述若用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的局势还算贴切，但放在当时则未免牵强。直到那时，苏联才开始参与联合国的技术援助工作，重新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新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Hammarskj?ld）的劝导下，苏联对朝鲜问题进行了协调，敦促朝鲜半岛南北两方停火协商。哈马舍尔德还对中国进行了个人访问，此行意义深远，他希望通过协商，中方能归还被击落的美军飞机，苏联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年，苏联多年来首次抱着认真的态度在裁军与和平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与他国进行了对话，奥地利和平条约因此得以签订，苏联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恢复了正常。最重要的是，那一年可能是联合国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多年来限制别国加入联合国的僵局终于被打破，16个国家与联合国达成协议，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从而开启了联合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10年。两战期间，苏联的政策是实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而后来成为斯大林继任者的时任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这一政策进行了重新解读。苏共考虑到冷战之后与欧洲可能会产生分裂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积极寻求在亚非地区扩大影响力的途径。莫斯科方面渐渐认识到同殖民主义的斗争是时下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苏联笼络联合国的关键意义所在。当然，两个超级大国都喊着反殖民主义的口号，但是美国方面却在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颇为尴尬，因为世界的几大殖民势力都是它最亲近的盟友，尤其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还曾极不情愿地对他们进行了公开谴责。相比之下，苏联在反殖民主义道路上畅通无阻，因为它的主要盟友东欧各国在海外没有什么殖民地。年，日丹诺夫发表公开声明称，苏联是“世界各国自由和独立的唯一真正的捍卫者，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斯大林不再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他认可第三方“和平阵营”的存在，并认为这一阵营对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至关重要。斯大林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欧洲的分裂问题上，而他那些比较年轻的同僚则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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