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翻译季刊》第七十二期。
已获作者与刊物授权，特此致谢！
作者簡介丨倪秀華
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文學翻譯、中國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曾在《中國翻譯》、《外語與翻譯》、《中國比較文學》等刊物發表相關論文10餘篇。
一
建國初期的國家新使命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一個主權民族國家的獨立，同時也昭示著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殖民外侵和內戰紛爭的戰火的停熄。民族的解放給這個飽受戰爭噬虐的國家帶來無限生機。李澤厚在解釋五十年代初中國“解放”一詞的社會含義時指出：“經濟恢復，政治清明，秩序穩定，人民團結，社會風尚和道德水準顯著提高。這是充滿了理想和希望的開國時期，這是馬克思主義經由一場蕩滌舊社會、打倒剝削者的革命之後帶來的新鮮氣象的勝利時期”（李澤厚，:-）。李澤厚的這一大段話語，無不寄託了大部分中國人民對新中國的美好期待。然而，美好的希冀並不能掩蓋現實的殘酷，戰爭的重創給共和國新領導人留下一系列棘手的問題：“社會和政體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風氣已經敗壞，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折磨，中國根本的經濟和軍事落後性給社會精英爭取國家富強的目標造成了巨大的障礙”（麥克法誇爾等，:67）。這裡我們看到的顯然只是冰山一角。與這個歷史遺留的社會內部殘局同樣棘手的，是試圖顛覆和破壞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國際力量。二戰以後，以美國、蘇聯為首的兩大政治陣營，各自堅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形成兩極世界對峙的冷戰格局。年，美國外交及戰略家肯楠（GeorgeF.Kennan）提出圍堵政策（containmentpolicy），主張作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應該結合理念相近、利害攸關的國家，在歐亞大陸邊緣構築戰線，圍堵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單德興，:）。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僅次於蘇聯的世界上第二大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在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新中國被看作是共產主義全球陰謀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可避免地捲入冷戰之中。自共和國成立起的二十多年內，以美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採取政治上不承認，經濟上封鎖禁運、軍事上圍堵等策略遏制中國。
然而，這場冷戰不僅是“國際政治權力的鬥爭，也是兩種不同信仰系統、制度、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爭取民心的鬥爭（battleforthemind）”（趙綺娜，:81）。“凡有利於氣消我長的策略都在考慮之列，其中重要的一環是思想與文化的競爭”（單德興，:）。針對新生的共和國，美國建築了主要以香港和臺灣為基地的文化外交網路和機構，以遏制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影響。香港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1]首先成為美國“全面遏制和演變中國的前哨陣地”（趙稀方，:87）。美國新聞處（USIS-HongKong）是美國在香港所設立的至關重要的機構，“擔負著宣傳心理戰等重要使命”，執行獨特的“國家計劃”，其主要目的有三：“破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力量和支持的資源’，給‘反共黨份子以希望和鼓勵’”；誘使“東南亞華人支持美國和自由世界政策和措施，在他們之中製造反共情緒和行動”；得到“香港對於美國和自由世界政策和措施的日益增加的理解和支持”（同上）。美國新聞處先後創立救濟總會（後改亞洲基金會）、孟氏基金會、友聯研究所等情報機構，並創辦一系列報紙、雜誌、出版社出版機構，如亞洲出版社、友聯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自由出版社等，出版或翻譯大量“反共作品”，以此對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和國政府。其中出版反共著作較龐大的是亞洲出版社，它一連出版發行了兩百種左右的“反共小說”，以及大量的反共性質的報告文學、社科、人物傳記、翻譯以至連環畫等等（趙稀方，；鄭樹森，:2-3）。在翻譯方面，年美國新聞處設立的今日世界社和今日世界出版社，廣邀名家參與翻譯美國文學，宣揚美國文化及價值觀。而針對共和國政府最具代表性之一的翻譯活動，是贊助張愛玲出版翻譯以中國大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朝鮮戰爭為背景的中、英文小說《秧歌》（TheRice-SproutSong:ANovelofModernChina，後自譯成中文）、《赤地之戀》（NakedEarth:ANovelaboutChina，後自譯成英文）（均於年在香港出版），以及贊助其翻譯臺灣作家陳紀瀅出版“反共小說”《荻村傳》（FoolintheReeds,）等（單德興，）。
除香港外，臺灣也被納入美國“圍堵政策”之範圍。年，美國承認並援助要從臺灣“反攻大陸”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並向臺灣推銷美國文化，以各種文化交流方式（如教育交換等），“增進臺灣人民以及東南亞華人對美國反共政策之信心；提高臺灣的國際聲望，加強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傳統中國文化的保存者，現代中國文明的真正代表’之形象”（趙綺娜，:84）。而與美國這一政策密切相關的，便是全力支持和協助出版臺灣作家作品的英譯選集，[2]以向世界表明只承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Liu:），以此來否定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
面對艱難、複雜的國際環境，新中國成立後不僅肩負著國內艱巨的重建工作，而且還要肩負著在嚴峻的國際政治文化衝突中捍衛國家利益的民族使命。通過公共外交手段，[3]即廣播、電影、報刊、藝術和書籍等快速和慢速媒體，傳遞中國政府的聲音，宣揚新中國的政策法規、政治思想、社會現狀、塑造中國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由此提上日程。而對外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更是以一種較為隱蔽的、相對容易為人接受的方式，[4]展現新中國形象，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和國政府的合法地位，為自身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這既是對劍拔弩張的國際關係的積極回應與反擊，同時也對民族國家身份的一種自我確認與張揚。
二
國家權力話語對對外翻譯的贊助與制約2.1翻譯的政治定位
在建國初“十七年”時期中西對壘中屹立的人民共和國，翻譯被賦予了至關重要的文化政治意義。年，茅盾在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指出：“在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以及實現亞洲及世界各國的集體安全、和平共處的偉大事業中，國與國間的文化交流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文學翻譯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環”（茅盾，:4）。包括文學翻譯在內的中外文學交流，在這裡被看成是國與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環節，其目的主要是為新生的共和國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維護國家利益。金人在官方刊物《翻譯通報》的一篇題為〈論翻譯工作的思想性〉文章中，則直接表明“翻譯工作是一個政治任務。而且從來的翻譯工作都是一個政治任務。不過有時是有意識地使之為政治服務，有時是意識地為政治服了務”（金人:9）。
對於對外翻譯的政治定位，身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的陳毅的看法最具代表性。年，陳毅在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的談話中提到：“不要把外語工作看得太簡單，不要把外語工作看作技術工作，外語本身就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掌握了外語可以把外國人的長處介紹到中國來提高我們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掌握了外語可以把我們中國的革命鬥爭經驗介紹出去，擴大我們的革命影響，加強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外語工作是政治而又帶理論性的工作，從事外語工作要有很高的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不高，外語也是學不好的，作不了一個很好的翻譯人員”（陳毅，:4-5）。很顯然，時任國家國務院副總理和外交部長的陳毅把外語工作，主要是翻譯工作，看成是一種政治工作，同時也明確了對外翻譯的目的，即把“中國的革命鬥爭經驗介紹出去，擴大我們的革命影響，加強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同樣，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也不可避免地擔負著政治功用。年6月9日陳毅在對《中國文學》（英文版）編輯部人員的講話中，就提到《中國文學》的定位，即藝術多一點還是政治多一點的問題。在陳毅看來，《中國文學》是文學雜誌，“藝術是高明的政治，是最強的意識形態。它用感人的藝術形象，叫你落在我的政治圈套中。”“藝術性愈濃，愈能達到政治目的；藝術性愈低，愈不能達到政治目的”（周東元等，a:-）。這無疑是冷戰思維下的中國官方對對外翻譯所寄予的最高期望。
事實上，早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意識到對外（文學）翻譯的重要性。這一期間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成為向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參與抗戰的政策，以求贏得廣泛支持的有效途徑。當時茅盾就認為，“同時促進中蘇作家與中西作家的友誼，以及把我們的作品介紹到蘇聯和西班牙去，也是我們當前必要的工作”（轉引自何洋，:）。英文版《中國文學》創刊者之一的葉君健，曾於年在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政治部第三廳，從事國際宣傳工作。為了配合抗日，葉君健受愛潑斯坦的委託，最早用英文翻譯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主要章節，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同年葉君健參加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在香港主編該會的英文刊物《中國作家》（ChineseWriters,），對外譯介中國抗日文學作品，讓世界瞭解中國抗日的情況，以獲取國際的同情，支援中國抗日（葉君健，:-；蘇光文，:；葉念先，:）。抗日戰爭後的中國又迎來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於年在上海創辦英文對外宣傳刊物《新華週刊》（NewChinaWeekly）。這個雜誌剛出了三期，就被國民黨當局強行查封了。於是，中共轉站香港，於年另創英文半月刊《中國文摘》（ChinaDigest），繼續向世界報導正在展開的中國的解放戰爭（張彥，:8-9），該刊於年停刊。年以中共執政的共和國建立後，對外（文學）翻譯成了新生國家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
2.2對外翻譯的贊助機構——作為國家對外宣傳機構的外文出版社
對外翻譯所承載的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對外翻譯出版工作納入國家政治體制，並成為國家文化生產的一部分。建國“十七年”時期負責外文圖書翻譯出版的專門機構是外文出版社。[5]作為國家對外宣傳機構，外文出版社的官方背景自然不言而喻。外文出版社的前身是與新中國同時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它主管對外宣傳新聞報導和出版工作，是為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向世界人民介紹人民共和國而設立的”（周東元等，a:1）。年7月，為了加強外國文字的對外宣傳工作，經過政務院（國務院前身）批准，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在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的《關於中央一級各出版社的專業分工及其領導關係的規定（草案）》，規定外文出版社是“國家對外宣傳的外文書刊統一的出版機構”，並規定了其任務——“廣泛地並多方面地介紹新中國的建設成就，中國共產黨與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戴延年、陳日濃，:24）。同時也明確了領導關係，即外文出版社“除政治上，也就是編輯工作的領導，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直接領導外，其他一切行政管理和出版、經營業務，全由出版總署負責領導”（戴延年、陳日濃，:51-52）。至此，外文出版社正式成為國家出版企業機構，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等平行，統一接受出版總署的領導。與其他出版社的重要區別在於，該社的出版工作是“黨的整個宣傳工作的一部分，是我國整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楊正泉，:1）。年12月1日出版總署撤銷，全國出版事業的管理均由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負責，外文出版社在行政上改由該局領導，業務方針仍由中宣部領導。年10月22日起外文出版社的業務方針轉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領導。年7月24日，外文出版社的行政領導關係由文化部移交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簡稱對外文委），成為其下直屬的企業單位。年5月，為了取得“上級更直接、具體的領導，以便及時瞭解和正確掌握對外方針、政策、策略和國籍鬥爭形勢”（周東元等，a:），外文出版社改為直屬國務院的一個行政單位，名稱改為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簡稱外文局），並建立黨組，發給必要的文電。該局在業務方針上受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直接領導，並在政治理論書籍的出版發行工作方面，受中宣部和中聯部的領導。[6]從以上外文出版社幾次行政領導和業務關係的變更，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大權威的國家機構對其的宰製。這一點似乎在任何其他出版機構都是絕無僅有的，也從一側面說明了外文出版社在中國政府所佔的重要地位。
作為負責國家對外宣傳的專門出版機構，外文出版社除了出版多種外文圖書外，還負責出版四大外文期刊，形成了圖書和期刊兩大類的強大的對外宣傳網路。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四大期刊，各有明確的分工。第一份期刊是年1月創刊的《人民中國》（People’sChina），為全面介紹共和國政府政策和人民生活、半時事性的對外宣傳刊物。其次是年創刊的《人民畫報》（ChinaPictorial），主要以圖片和文字宣傳報導中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成就。第三種期刊是《北京週報》（PekingReview，英、法、日、德、西班牙文版），年3月4日創刊，著重報導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和動向，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和政策以及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立場、觀點。
這一時期譯載中國文學作品的綜合性刊物是年創刊的《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英文版，年法文版創刊）。與外文出版社一樣，《中國文學》也是為了對外宣傳新中國，重塑新中國形象而創辦。[7]原中國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吳暘在談到《中國文學》創辦動機時提到，身居英國的葉君健在年新中國成立回到祖國後，不滿國外有關中國的書籍，認為國外讀者只能看到賽珍珠的《大地》所描述的貧窮落後的中國、以及林語堂筆下悠閒以及古色古香的中國形象，而不能讀到反映新的中國、新的人民的作品。因此，葉君健向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和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副局長洪深提議創辦《中國文學》。在周揚等人的支援下，《中國文學》創刊號發行於年10月1日，成為“文化部對新中國第三個國慶日的獻禮”（吳暘，:）。在創辦初期，《中國文學》不定期出版，選題較為隨意。年前，《中國文學》為年刊；年改為半年刊；年改為季刊；年改為雙月刊；年1月起改為月刊。年下半年《中國文學》正式併入外文出版社，開始系統地譯介中國文學。在業務上，《中國文學》由中國作家協會直接領導，是中國作協的對外刊物。《中國文學》作為當時中國社會唯一一份專門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期刊，在成為國外讀者瞭解中國文學及其動態的最主要的“視窗”的同時，也意味著它在國家政治體制內扮演重要角色，從由時任國家文化部部長的茅盾擔任主編的安排，[8]以及時任國家副總理和外交部長的陳毅曾於年和年兩次對《中國文學》所作出的講話指示來看，這份期刊重要的政治地位可見一斑。
建國“十七年”，“黨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實行一元化領導，掌管著媒介系統，文藝作品的生產、流通被納入體制化的軌道之中，它有一套嚴格的發稿制度、出版制度”（陳偉軍，:25）。與在出版總署領導下的其他國營出版社一樣，外文出版社的翻譯出版是在有組織、有計劃的領導中逐步實現的。年9月中國出版總署借鑒蘇聯的經驗，發出了《關於執行〈關於公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度的規定〉的指示》，要求保證國家出版物的政治品質和技術品質，公營出版社必須嚴格對書稿應實行“三審制”（劉杲等，:20-21）。遵照這一指示，外文出版社從年起依照國內外政治形勢和任務制定出每年的方針任務、圖書選題計劃、出版計劃和期刊的半年編輯計劃。[9]為加強政治思想領導，年10月，外文出版社成立黨委，對全社的工作實行一元化領導（周東元等，a:84-85），經常討論黨的方針政策、出版社的方針任務、組稿和出書選題計劃、重要書稿的審查和行政上的重大措施等。此外，國務院、對外文委、中聯部、中宣部，以及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時常以講話和會議的方式對外文出版社的圖書和期刊工作作出指示，以確保外文書籍在思想政治方面與國家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強而有力的監管體系和出版的組織化、計劃化，促使外文出版社對外翻譯出版的繁榮發展。至年間，外文出版社共用了22種外文出版了4,種圖書。[10]
2.3中國文學的翻譯、出版與銷售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文學外文書刊從圖書的選材、編輯加工修改、翻譯、審稿、定稿、出版和發行都有嚴格的程式和規範。首先，選材。[11]圖書編輯室對現成的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均有選題計劃，而對於建國“十七年”創作的文學作品，則在五十年代後期才有所規劃。圖書編輯部的編輯人員[12]一般參照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規劃，並通過閱讀文學史著作、主流文學出版社和文學期刊發表的作品及相關評論，如《人民文學》、《文藝報》、《文學評論》等，初步草擬出每年的選題書目，[13]然後以書信或電話聯繫的方式送往文化部、中宣部、作協、主要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等），以及文學研究機構（如北京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復旦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山東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中國社科文學研究院古典文學組等）的專業人士和著名作家（茅盾、馮沅君、巴金、郭沫若、游國恩、王瑤、馮至、何其芳、李長之、朱光潛等），向他們徵集意見，最後制定每年的選題出版計劃。
在選題這一階段，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那就是原作版本的選擇。這一時期，對外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所依據的源文本，絕大多數都是新近的修改本。[14]修改本主要由兩大群體負責。古典文學和部分現代文學作品，因原作家已逝世，修改本主要由出版社統一負責。而仍健在的現代作家，以及當代作家均會依照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規範，修改自身的作品。據有關學者考察（金宏宇，），在建國後的五六十年代，由作者自覺修改作品的形成一個高潮。然而，這一時期小說家們修改自己舊作的主要動因，並不主要是追求文學藝術上的精益求精，而更多的是為了迎合一種新的文學規範，表現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五十年代初，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一些相關國家的政策指引下，文學形成統一的規範，如為政治服務、寫工農兵人物、樂觀取向、讚歌格調等等，許多現當代作家為此都做出了一種迎合性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內容集中在性、愛情、革命、政治等內容上。如茅盾的《子夜》年的修改本對工農和革命者形象作了修改，改掉了一些有損工人和農民形象的貶義的修辭和罵語、刪改了對革命者的性描寫等；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年修改本對涉及土地改革政策的描述作了修正等；楊沫的《青春之歌》年修改本更是嚴格依照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對作為知識份子的女主人公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問題和工農結合問題和入黨後的作用問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外文出版社選用這些經過修改的版本作為翻譯的中文底本，可盡可能地貼近新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確保這一時期翻譯的文學作品能以符合官方期待或主流意識形態的形象對外展示。
接著中文編輯部的編輯人員會針對所選原本中不適合對外宣傳的內容加以必要的刪改加工。這是一種文化自我過濾的行為，以避免有損新中國形象的負面內容流傳出去。這些不適合對外宣傳的內容大致有以下兩類。[15]一是“過分荒淫與恐怖的字句”，這主要針對作為文化遺產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作品而言。如收錄在外文社出版社出版選編的《唐代傳奇選》中的《虯髯客傳》，編輯人員就將原文中的虯髯客挖人心肝，並送給李靖一同下酒的描寫刪去。屬於類似情況的還有對現代文學作品的編輯加工。巴金的《家》在翻譯前，外文出版社負責中文底本的責任編輯就曾建議作者刪去原作中不利於宣傳的內容，如“在地上吐痰、纏小腳等等”（巴金，:18）。儘管對此頗有不滿，但巴金還是按照外文出版社的建議，對原作上述內容進行了“整章的”大面積刪略（巴金，:18）。[16]第二類編輯加工修改的對象，是“歪曲英雄人物和勞動人民形象”的內容，主要針對當代文學作品而言。如《小城春秋》中共產黨革命者四敏、何劍平與丁秀敏之間三角戀愛的情節，因有損革命英雄的高大形象之嫌，在英譯本中被刪得不留一絲痕跡。《暴風驟雨》英譯本則刪去了體現農民愚昧無知的辱罵耶穌教的話語及其吊死狗並剝皮的描寫，以及土改婦女工作隊搜查地主老婆藏在自身私處的金子的“不文明”或“野蠻的”行為。[17]
然後，經過編輯加工的中文底本被送往各種語種的編譯部組織翻譯。關於具體的翻譯工作，外文出版社制定了明確的翻譯原則，即
“信達雅”。在年外文出版社制定的“翻譯守則”[18]中提到，“信”是忠實，即忠實于原文的思想和政策；忠實于原句的意思和精神；忠實於事實，數字和時間；忠實於語氣和風格。在翻譯中不能改變或增加減原文的意思與事實。“達”就是通順，即詞能達意，亦即是說這種民族語言的讀者不費過多的思索和推敲能夠看懂譯文，能正確瞭解原意。“雅”就是優美，即文字通俗，易懂，簡潔，明瞭，流暢，詞彙豐富，大眾化。在外文出版社之後制定的有關規定也基本沿用了這一翻譯守則。年2月8日外文局制定的《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工作條例（三稿）》第六章“外文書刊的翻譯工作”，規定翻譯人員必須遵守以下翻譯標準：譯文必須忠實于原文，必須是流暢的外文，還必須譯什麼像什麼。具體說來，譯者必須遵循（1）譯文必須忠實於原文，這是指忠實於原文的意思和精神，也就是把中文的內容，用外文忠實地表達出來；（2）譯文必須是流暢的外文。這是指現代通用的外文，也就是當今世界上同文的民族能夠互相瞭解的語文；（3）譯文必須譯什麼像什麼。可見，“忠實原文”是外文出版社所遵循的最重要原則。然而我們也必須留意到，在外文出版社內，“原文”事實上已不再是“原文”，而是經過政治意識形態嚴格選擇並改寫過的“源文”，因此，“忠實原文”的原則實際上等同於忠實於源語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
外文出版社的翻譯人員主要由兩大人群組成，第一類是中國本土譯者，而這類譯者又分為兩大類，一是供職於外文出版社的中國本土譯者，這些譯者大部分是外語專業出身，如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英語專業畢業的喻璠琴，主要從事篇幅短小的作品的翻譯工作。《中國文學》上譯載的短篇小說大多由他們翻譯。在外文出版社供職的中國譯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翻譯家楊憲益，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古典文學作品都是出自楊憲益及其英裔夫人戴乃迭（GladysYang）之手。此外，魯迅作品的英譯也是由楊氏夫婦完成。另外，由於外文出版社的社內翻譯人員人數有限，水準亦有限，因此需要約請“社會力量”參與翻譯，如當時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的許孟雄就獲邀翻譯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茅盾的《子夜》；同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的王佐良受邀翻譯了曹禺的話劇《雷雨》。第二類譯者是受聘于外文出版社的外國譯者，也就是當時被稱為“外國專家”，以及獲邀參與翻譯的“國際友好人士”（peacechampions）的翻譯人員。這些久居中國的“外國專家”或“國際友人”往往對新中國有著高度的認同感，如當時主要翻譯當代戰爭題材小說的美裔譯者沙博理（SidneyShapiro）。他是二戰結束後，年來華的美國人，曾受聘于對外文化聯絡局，為《中國文學》擔任翻譯工作。年進入外文出版社，年正式加入中國國籍（沙博理，:96-）。在二戰服兵役和中國解放戰爭期間，沙博理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長期居住在中國北京。也正因為參加過戰爭的緣故，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戰爭題材作品均由其翻譯。[19]另外，有相當一部分“外國專家”或“國際友人”早期就與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有著密切聯繫，如擔任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委員的新西蘭人士路易?艾黎（RewiAlley）解放前曾在上海與馬海德、史沫特萊一道參加英國人巴林博士發起的上海第一個外籍人士組成的“馬列主義小組”，並與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繫。艾黎年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積極從事工業合作活動。年以後艾黎定居北京，從事對外宣傳中國的寫作和翻譯工作（Alley）。外文出版社聘用或者邀請這些“外國專家”和“國際友人”[20]參與翻譯，一方面能保證目標文本的地道和流暢，以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另一方面，他們還充當著重要的象徵角色，即“象徵著中外關係的平等，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國際支援”，從而向中國人，更重要的是向外國人，尤其向美國人證明“中國並沒有被孤立，仍舊是‘朋友遍天下’（毛澤東語）”（Brady:75-76）。同時，更是對其頭號敵人的美國政府不承認中共政權政策的又一抗擊。[21]如此一來，這些來自英語世界的譯者在其翻譯作品上的署名，就不僅僅是譯者作用於譯作的簡單憑證，更是當時中國文化政治外交的一種至關重要的工具。事實上，類似艾黎這樣的“國際友人”也充當著實際外交大使的角色（defactoambassador），時常接待外國訪客，展開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民間外交”（Brady:77-78）。
中國譯者譯出初稿後，通常交由目標語本土人士，如上述所提的“外國專家”進行潤色，以使目標文本的語言儘量符合目標語的表達習慣。然後進入校對階段，校對的人員由有經驗的中國本土翻譯人員（如曾校譯過《暴風驟雨》、《阿詩瑪》和《春蠶集》譯本的張培基）對照英漢文進行校對，檢查譯文與中文稿有無出入，有無語法、文字、事實和一些技術方面的錯誤。這一環節既是為了避免中方翻譯人員出現語法及理解等方面的差錯，也是為了防止外語本土譯者出於個人觀點而在內容上“做手腳”。校對完的譯文交由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外文印刷廠排版印刷並再次校訂出版。[22]圖書印刷完畢後最終通過中國國際書店總店[23]（以下簡稱國際書店）向海外銷售。
國際書店與一些外國（地區）的書刊發行機構建立直接貿易關係，這些機構多為亞非拉國家和西方國家的左派團體、各國共產黨以及屬於國際共運組織的黨派所開辦的書店（後來通常被稱之為“紅色書店”），如由英國共產黨員湯姆斯?羅素[24]在年創辦的柯烈茨（Collets）書店、英國共產黨所創辦的中央書店（CentralBooksLtd.）、美國共產黨在紐約開辦的“出版物和產品進口公司”（ImportedPublicationsandProducts）。國際書店以這些書店為主體，建立起各國發行網。[25]除了貿易發行外，外文書刊還通過非貿易（贈送和交換）的方式進入目標語社會，以“補充貿易發行的不足，並為貿易發行打開新的出路”（周東元等，a:81），擴大譯作和對外宣傳的影響力（轉譯或翻印等）。[26]
此外，為了取得更好的對外宣傳效果，外文出版社還經常隨書發送讀者意見問卷，以瞭解目標語文化讀者對中國的文學作品的看法和閱讀興趣；[27]同樣，《中國文學》也經常隨刊發送廣告，邀請目標語讀者推薦願意接受該刊的人，以期擴大外譯作品的影響。[28]然而，儘管外文出版社單方面希望其出版的外文書籍能在全球發行，但受當時國際關係和政治形勢所限，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大部分銷往亞非拉國家，其中以銷往印度的發行量為最。[29]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外文版作品所能產生的影響也限於這些與新中國意識形態接近或與新中國關係較為友好的國家和地區。此外，外文圖書的發行亦受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和中國外交政策等影響。如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中國與印度關係惡化、中共與蘇共分歧的公開化、“大躍進”運動等，都反映到出版的對外貿易上來。國際書店不顧國外的實際，盲目地向國外大量發貨，招致一些國家的疑懼，反而使中國出版物在蘇聯和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在西亞、東南亞、北非、拉美及部分歐洲國家的出口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年，阿聯（敘利亞部分）、黎巴嫩、印尼等限制或禁止中國書刊進口；年，法國、印度限制或禁止中國書刊進口；年，國際書店與蘇聯全蘇國際圖書公司的“互相出口對方刊物”的協議被取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退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後，中國對印度的書刊出口全部中斷（《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史略》編委會，:）；此外，年印尼發生“九三O”事件，蘇哈托領導的軍方將蘇加諾推翻，同時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排華與大屠殺，外文局因此大量壓縮印尼文版《北京週報》和《人民中國》的贈送數量，以及停發各種英文版雜誌（戴延年、陳日濃，:）。
可見，外文出版社所從事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活動，是一個經過層層過濾和選擇的過程。所有處於對外翻譯作品生產線上的出版社、編輯、作家、中外譯者等各司其職，在外文出版社的組織與監督下，依照新生國家的意識形態標準，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挑選，翻譯、出版與發行，充分體現出由國家機構所支持的翻譯專案的濃厚的政治色彩。
2.4編、譯者主體性的削弱
在建國“十七年”對外翻譯體制化的逐步形成過程中，參與翻譯的編、譯者被納入體制性的國家機構之中，成為了“單位人”，受制於其所屬的外文出版社，編、譯者的主體性被極大地削弱。
在調查年到年中國翻譯文學史上譯者主體性狀況時，王友貴（）曾指出，當時的原作選擇模式大體有三種。一種是由贊助人、即出版社先期約請專家廣泛推薦一批書目，經研究確定翻譯選題，然後據此再尋覓、聘請合適的譯者；其二由黨政主管部門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或其他特別需要而指定書目，或提出原則性要求、由出版社和雜誌社提出具體書目作品；其三即傳統的由譯者自選自譯，即譯者提出選題設想或提交已完成的譯稿，出版社和雜誌社決定是否接受選題或譯稿。在這三種模式當中，適用於作為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對外翻譯，只有前面兩種。或者說，這一時期對外翻譯者是基本沒有選擇原本的權力，譯者的個人文學觀或興趣愛好往往要服從並讓位於政治需要。從這一時期從事文學英譯的主要譯者——楊憲益的經歷，我們可以窺見譯者不斷被削弱的主體性狀況。楊憲益博學多識，學貫中西，尤其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造詣高深，因此，除了擔任翻譯人員外，他還被外文出版社指定為古典文學專家。在古典文學的對外翻譯選題上，楊憲益是外文出版社徵求意見的專家之一。五十年代初期，楊憲益在選擇何種古典文學進行對外翻譯，享有較大的自主權，因此，對於自己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最初幾年，他感到“很滿意”（楊憲益，:-）。然而，隨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日趨緊張，尤其在“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楊憲益成為“漏網右派”，[30]這種有限的自由也無法保證。楊憲益就曾回憶說這一時期自己的翻譯選題是由不大懂得文學的編輯決定，並嘲笑自己只是“翻譯匠”而已：
我倆（與戴乃迭）實際上只是受雇的翻譯匠而已，該翻譯什麼不由我們做主，而負責選定的往往是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編輯，中選的作品又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時的口味……但有時候即使是古典詩歌的選擇也要視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內容而定，我們常常要為編輯們選出的詩和他們爭論不休，經過長時期的商討方能達成妥協，我們翻譯的很多這類作品並不值得我們為它浪費時間。（楊憲益，:）
由於原作選擇權的喪失，在一些特殊時期楊憲益時常聽命於上層領導的指派，翻譯一些應時之作。如為了配合京劇等地方戲出國，楊氏夫婦就曾翻譯了京劇《打漁殺家》（TheFisherman’sRevenge，）和《白蛇傳》（TheWhiteSnake:APekingOpera，)、川劇《柳蔭記》（LoveundertheWillows—LiangShan-poandChuYing-tai，）、評劇《秦香蓮》（TheForsakenWife:AChineseFolklore，）以及粵劇《搜書院》（TheRunawayMaid:ACantoneseOpera，）等地方戲曲劇本；為了宣傳毛主席的“不怕鬼”思想，還翻譯一些《不怕鬼的故事》（StoriesofNotBeingAfraidofGhosts，）等（楊憲益，:）。應時翻譯的交稿時間要求緊，導致的結果往往是譯者精力不足，極大地影響了翻譯品質。如年中國“大躍進”運動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加快進行，“浮誇風”越刮越盛。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指導下，《中國文學》雜誌亦由季刊改版為雙月刊，後來又改為月刊，翻譯量一下子增加了許多。楊憲益和戴乃迭不得不開足馬力，沒日沒夜地翻譯，“快得像發了瘋似的”（薛鴻時，:）。之後，楊憲益為當時沒有更充裕的時間來翻譯魯迅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ABriefHistoryofChineseFiction，），影響了譯作品質而感到遺憾（楊憲益，:）。
即便有時候楊憲益基於個人興趣和文學修養，翻譯了一些自身喜愛的作品，但如果所選的作品與主流意識形態相衝突，或不適合對外宣傳，其勞動也會化為烏有：
在我翻譯宋、明小說時，我們必須到北京圖書館去複印那裡收藏的一種明代版本，因為通行本是經過刪節的。有一篇非常精美的小說，叫《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原來的版本裡有幾處很精緻的性愛描寫。儘管我們是根據未被刪節的原本翻譯的，但英譯最終出版時，這篇小說還是在審稿中被刪除了。同一本書中還有一篇小說涉及明朝時的日本海盜（倭寇）。我們編輯指令我們把這篇小說也刪掉，他們擔心否則會得罪日本朋友。還有一篇是宋代優秀的鬼故事《西山一窟鬼》。小說寫得很精巧，充滿幽默情趣，乃迭也翻譯得很好，但是不巧得很，當時毛主席剛發表著名的談話“我們不應當怕鬼”（意思是指外國帝國主義），於是這篇鬼故事只好刪掉。我們在那些日子裡從事翻譯工作所遇到的麻煩真不少，上面所述僅僅是其中少數幾個事例而已。（楊憲益，:-）
事實上，有時候即便是外文出版社的社長或中文編輯在選題上的自由也是相當有限的。外文出版社成立初期擔任社長的劉尊棋曾計劃挑選種中國古典小說和種現代文學作品對外翻譯，楊氏夫婦也正是受這一宏大翻譯計劃的吸引而加入外文出版社的。但在劉尊棋被打成“右派分子”後，這一計劃受到波及而夭折（雷音，:-）。曾以“外國專家”身份在華工作多年的詹納爾（W.J.F.Jenner）認為，外文出版社的編、譯人員完全沒有選擇作品的權利，譯作最後的面目也不由他們確定，作這些決定的是那些政治上的當權者（Lau:）。儘管這一論斷有過於絕對之嫌，但也不無說明了外文出版社編、譯人員時常受政治支配的無奈境況。
與原作選擇權息息相關的，是譯者對原作的評價。一般情況下，譯者會在譯本序言或後記中表達個人對原作的理解或評價性的話語，以凸顯自身的主體性。然而，我們發現，這一時期對外翻譯的譯者完全喪失對作品作出個人性評價的權利，所譯出的譯本中並沒有附“譯者序言”或“譯者的話”之類的序言或後記，取而代之的是“出版者（編者）的話”，或由原作者和有關專家撰寫的“序言”，而這些傳達的往往是主流意識形態對作品的解讀。譯者完全處於一種“隱身”的狀態，這一點是譯者主體性削弱的又一體現。導致這一時期譯者主體作用不斷被削弱的狀況，主要是由文學對外翻譯的性質所決定的。如前所述，官方對對外翻譯的定位在於翻譯的政治功用性，再加上體制、譯作的集體生產方式等對譯者主體的制約，強化了譯者的從屬地位，遮蔽了譯者的主體作用，取而代之的是體制化或者集體主體性。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對外翻譯成為國家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由此充當著這一翻譯活動的贊助人，並委託外文出版社這一政府資助的對外宣傳機構具體組織策劃。翻譯的各個環節均受制於這一機構，最終取決於在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冷戰背景下誕生的新生共和國，致力於對外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的需要。同時我們也留意到，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對外翻譯活動還牽涉到當時冷戰時期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對此，外文出版社在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時亦會做出一定反應或調整，這一點在這一時期國家外交政策與中國文學對外翻譯的相互作用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三
外交與中國文學對外翻譯作為對外宣傳的組成部分，建國“十七年”間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無不受到中國外交定位的影響和制約；反過來，中國文學對外翻譯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外交的作用。
與一般翻譯相反，對外翻譯通常是從影響相對較小的語言進入其他語言，尤其是一個時期的“國際語言”。作品借助這一方式進入異域文化，可以擴大自身及其所代表的源語文化在目標語社會，甚至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年建國前，中國國內的對外文學翻譯亦符合這一規律（馬士奎，:-）。但在建國“十七年”時期，包括文學在內的對外翻譯的目標語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以英語為主，同時還包括法、俄、德、西班牙等相對重要的語言，以及各種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國家的語言，如日語、朝鮮語、越南語、緬甸語、泰語、印尼語、印地語、烏爾都語等亞洲的國家語言，以及阿拉伯語和斯瓦希里語等非洲本土語言等。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建國“十七年”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息息相關。
面對中西兩大意識形態陣營針鋒相對的冷戰格局，五十年代初期中國在外交上“一方面，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另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2）。五十年代中後期，國際形勢出現一系列新的重要變化。年斯大林去世後，尤其是年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之後，中蘇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國際共運以及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等方面出現重大分歧，兩國關係開始降溫。與此同時，在美蘇兩大政治集團之外，以年萬隆會議為標誌，以不結盟、反帝反殖民相號召的第三世界力量崛起。新生的中國在外部環境變化的壓力和挑戰面前，開始逐漸調整國家的外交定位，把目光轉向亞非拉第三世界，希望通過支持和參與亞非拉反帝反殖民主義運動，來擺脫蘇聯的控制和美國的封鎖，尋找新的國際發展空間。
在上述外交策略的影響下，國家的對外宣傳工作不斷隨之調整，以配合外交整體定位。年下半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對外文出版社作出指示，強調“要大力加強亞非國家語文的出版工作”（戴延年、陳日濃，:48）。很快，年和年，外文出版社增加了緬甸文、泰文、越南文、印地文等新的語文出版工作。到年底，外文出版社的圖書編譯部共設俄、英、法、德、西班牙、日、印尼、印地、越南、緬甸、泰、烏爾都、阿拉伯13種文種組。[31]而在文學翻譯方面，由於意識形態的親和關係，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東歐民主主義國家和部分亞非拉國家，會互相主動翻譯對方作品，中國文學作品亦得到這些國家的廣泛譯介，[32]因此，相對於其他社會政治方面的書籍，外文出版社翻譯文學作品的語種較少，出版的翻譯作品主要起著補充作用，以確保這些國家能接觸、閱讀到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33]
然而，目標語的多樣化並不影響英語這一國際語言在中國對外翻譯的重要地位。相反，這一時期對外翻譯，尤其文學對外翻譯，仍以譯入英語為主，擔負著至關重要的政治宣傳任務。首先，由於中西意識形態尖銳對立，英美等西方世界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較前急劇減少。體現在文學翻譯方面，便是較少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只是偶爾翻譯出版一些與新中國社會政治現實和文藝觀較為疏遠的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如“十七年”備受批判的劉鶚的《老殘遊記》（TheTravelsofLaoTs’an，），以及老舍主要在旅美期間所創作的《四世同堂》（TheYellowStorm，）、《牛天賜傳》（HeavenSent，）、《鼓書藝人》（TheDrumSingers，）和《貓城記》（CityofCats，）等，而對於中國建國後創作的“十七年”文學作品，英語世界基本持否定的態度，更談不上主動翻譯了。此外，如上文所提，美國還贊助臺灣翻譯出版張愛玲等人的“反共小說”，並資助臺灣文學作品英譯，藉以否認中共執政的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由中方自己組織的中譯英就尤顯迫切和緊要，成為“向資本主義世界宣傳的一項重要工作”（方鉅成，:19）。其次，把中國文學翻譯成作為國際語言的英語，勢必能擴大中國文學和中國的影響，以達到更強的對外宣傳力度。事實上，許多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本書籍和刊物，往往成為其他語種，尤其是小語種國家轉譯的藍本，其影響力不可低估。其中最為典型的例證，要數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的英譯本。據葉君健回憶，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臘的毛詩譯本絕大部分是根據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轉譯的（葉君健，）。另外，《中國文學》發表的作品和文章，也“時常被轉譯成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字。在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印度、荷蘭等國家，有一些翻譯家把《中國文學》上發表的作品和文章轉譯出來，在他們本國刊物上發表，或編輯成冊出版。印度塔密耳科學院編輯的《塔密耳大百科全書》中，關於中國文學藝術部分，採用了《中國文學》上的許多材料”（唐梅，:88）。
對外翻譯中國文學在這一時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外交作用。而因雜誌刊物類的及時性特點，《中國文學》尤其在國內或國際形勢出現動盪和變化、需要做出迅速反應之時，更是扮演著“親善大使”的重要角色。[34]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亞非地區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氣雲湧。對於這些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局勢，外文出版社和《中國文學》及時作出反應，出版和譯載中國作家支持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作品。如年7月以卡塞姆將軍為首的伊拉克軍人推翻了英美控制下的薩爾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國；同年黎巴嫩人民解放運動高漲，英美出兵干涉。外文出版社立即在年12月同時用英、法和阿拉伯三種語言翻譯出版了茅盾等中國作家和藝術家所著的《支援阿拉伯兄弟的呼聲》（WeAreWithYou,ArabBrothers!）一系列詩文和卡通漫畫，[35]以支持當地人民的反帝和民族解放運動，譴責英美的干涉行為；同年《中國文學》第5、6期更是打破了不刊登政治類報導的慣例，[36]發行了兩冊政治文件附冊，其中第5期包括《人民日報社論》刊登的反對英美國家在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干涉行為，支持黎巴嫩、伊拉克和阿拉伯人民的鬥爭的一系列聲明、抗議、社論與詩文作品，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反對武裝干涉黎巴嫩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英國政府的抗議〉、〈歡呼伊拉克人民的偉大勝利〉（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制止美國侵略〉（社論）、〈英美侵略者為找尋墳墓而合作〉（社論）、茅盾的〈我們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義鬥爭〉、劉白羽的〈正義的火把在燃燒〉、蕭三的〈打斷侵略者的脊骨〉和阮章競的〈伊拉克共和國萬歲〉等等。
年7月至年11月，美國、比利時等國武裝干涉剛果人的民族獨立運動，引發了剛果人民反殖民的武裝鬥爭。年《中國文學》第10期設專欄“獻給剛果人民的詩歌”（PoemsforthePeopleofCongo），登載了由楊憲益夫婦翻譯、詩人聞捷所作的詩歌〈戰鬥之歌〉（SongofBattle:ToOurAwakenedCongoleseBrothers）以及鄒荻帆的〈給剛果河的流波〉（TheFlowingWateroftheCongo）；第11期登載了由楊憲益翻譯的李野光的詩歌〈早啊，非洲，新的非洲〉（GoodMorning,Africa,NewAfrica)、〈致阿爾及利亞〉（WeSupportYou,Algeria）。年第2期《中國文學》開闢專欄“傑出的非洲人”（EminentAfricans），刊載楊朔的〈生命在號召〉（LifeBeckons:InMemoryofFelixMoumie)，以悼念年在日內瓦遇刺身亡的喀麥隆民族解放運動領袖菲力克斯?羅蘭?穆米埃。同期還譯載了劉白羽的〈血寫的書〉（BooksWritteninBlood:OnReadingNoAnswerfromCell7）評論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員阿邁德?阿卡歇（AhmedAkkache）在獄中所作的特寫〈七號牢房沉默了〉。
除了亞非國家，中國政府還加強了與作為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的關係，[37]支持拉美殖民地國家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努力開展與拉美國家的經濟、文化往來，建立友好聯繫。年，中國詩人艾青受智利邀請，途經布拉格、維也納等南美城市，訪問智利。《中國文學》年第4期開闢專欄“南美洲的旅行”（PoemsWrittenDuringMyRecentVisittoLatinAmerica），譯載了艾青年途經南美洲期間所創作的部分詩歌。其中詩歌〈他睡了〉（He’sAsleep）、〈一個黑人姑娘在歌唱〉（ABlackGirlSings），〈黑人居住的地方〉（WheretheBlackMenLive），表達了詩人對殖民地人民的同情和鼓勵，以及對殖民統治者不人道的種族歧視的揭露和譴責。此外，〈在世界的這一邊〉（OnThisSideoftheWorld），則記錄了詩人受到南美洲人民熱情親切的歡迎，並歌頌中國人民艱苦英勇以及愛好和平的優良品質。
年，兼任中拉友協副會長的作家周而復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墨西哥、古巴等國，進行文化交流。《中國文學》年第8期登載其的評論文章〈中國和拉丁美洲文學之交〉（LiteraryTiesbetweenChinaandLatinAmerica）。在這篇文章中，周而復追溯了中國從二十年代《小說月報》介紹拉丁美洲文學開始，到建國後新中國與拉丁美洲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兩國作家為民族獨立和反歐美鬥爭上所作的努力。次年，《中國文學》第3期還刊登了周而復訪拉美期間所作的散文遊記〈航行在大西洋上〉（OntheAtlantic）以及作家李少春的〈美洲之行〉（ATriptotheAmericanContinent，喻璠琴譯）。
年古巴推翻巴蒂斯塔親美獨裁統治，取得民族革命勝利。但由於反革命勢力的阻撓、美國的侵略干涉、革命組織內部的分化等不利因素，革命政權面臨著如何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徹底推進新階段革命任務的迫切問題。年4月中旬，西班牙和古巴兩位著名詩人拉斐爾?阿爾貝蒂和紀廉在哈瓦那勞動人民宮聯合舉辦了一個詩歌朗誦會。出席朗誦會的聽眾以自願付款的方式購買入場券，所有的收入作為購買保衛古巴革命的“詩歌號飛機”的基金。兩位詩人聯合發表了一份號召書，呼籲全世界進步詩人舉行詩歌聯歡會，以便捐款購買“詩歌號飛機”用來保衛古巴革命。這條消息4月19日刊登在中國報紙上，立即得到中國詩人的回應。第二天，即4月20日的下午，中國一批詩人和作家在北京全國文聯禮堂舉行了“支持古巴人民詩歌文藝會”（龐炳庵，）。對此，年《中國文學》第7期專設“獻給古巴的詩”（PoetryForCuba）欄目，譯載中國詩人支援古巴革命的詩歌，如蕭三的〈古巴，我給你捎句話〉（Cuba,ISaluteYou）、袁水拍的〈加勒比海一枝花〉（FloweroftheCaribbean）以及郭小川的〈為“詩歌號飛機”送行〉（WeSendOffAviondePoesia）；同期還開闢“歡呼人民的春天”（HailthePeople’sSpring）的欄目，刊登一組支援古巴、阿爾及利亞、剛果等拉美洲和非洲第三世界國家革命的詩歌和散文，如郭沫若的詩歌〈反帝鬥爭的連鎖反應〉（TheChainReactionoftheAntiimperialismStruggles，楊憲益譯）以及由劉白羽創作的散文〈鼓聲像春雷一樣震響〉（DrumsLikeSpringThunder，沙博理譯）。這一系列詩文的英譯，一方面向全世界傳達了中國對亞非拉國家和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另一方面也對美國等殖民主義的侵略行為進行強烈的譴責。此外，年《中國文學》第3期開闢了專欄“為自由”（ForFreedom），譯載了鄭歌的〈火與劍〉（FireandSword），以紀念拉美民族獨立周年和古巴革命勝利兩周年。
毛澤東親自促成編選、翻譯《不怕鬼的故事》（陳晉，:-；王友貴，:40-41），是對外文學翻譯用作國際國內政治鬥爭以及政治外交手段的另一典型實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政府處於內外夾擊的緊張時期。國內事務方面，“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過激做法遭遇嚴重挫折，並招致黨內外各方的批評，西藏發生叛亂，台海局勢緊張，美國增兵支持臺灣；國際關係方面，印尼發生大規模的反華排華運動，中印邊界糾紛漸趨尖銳，蘇聯突然終止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蘇關係幾近破裂。面對尖銳的國內外矛盾，毛澤東把當時國內外的批評者、對手和敵人等形象地稱為“鬼”或“半人半鬼”，並決定把中國古代小說和故事中不怕鬼的內容，編集成一本小冊子，以表達“不怕鬼”的思想。這項任務落在了時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肩上。何其芳接到指示後迅速從晉以降的古代寓言、故事和筆記小說（如《夷堅志》、《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金壺七墨》、《幽明錄》和《聊齋志異》等）裡挑選若干作品，編成一本名為《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冊子。年1月24日，何把反覆修改過的該冊子的長序最後一次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當日審畢稿子後給何其芳寫了一封回信：
此件看過，就照這樣付印。付印前，請送清樣給劉、周、鄧、周揚、郭沫若五同志一閱，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書的時候，可將序文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另請著手翻成幾種外文，先翻序，後翻書。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週報》上。此書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國進行整風運動的幹部們閱讀。以上請酌辦。
毛澤東
一月廿四日（陳晉，:）
很快，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由何其芳撰寫、毛澤東修改以及劉少奇、周恩來、周揚和郭沫若等國家領導人和文壇領導人審閱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交由楊憲益夫婦翻譯成英文，並刊登在年第四卷第10期的《北京週報》上。之後在年《中國文學》第5期刊載由楊憲益夫婦英譯的《不怕鬼的故事》（節選）（StoriesofNotBeingAfraidofGhosts）。同年，外文出版社發行了該小冊子的多種外語單行本（英、法、德、俄、日、越南、阿拉伯和世界語），以宣揚毛澤東“不怕鬼”的思想。
四
建國“十七年”文學運動與中國文學對外翻譯建國“十七年”期間，“文學與社會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洪子誠，8:9）。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控制很多時候是通過大大小小的文學運動甚至批判實現的，“政治權力對於文學界矛盾、衝突的絕對控制、支配，和文學‘一體化’的目標，促使鬥爭有增無減；而衝突、論爭的性質和方法，常演化成當代特有的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洪子誠，8:53）。同時期進行的對外文學翻譯活動與本國文學同處一個文學大系統內，中國文壇的風雲變化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對外文學翻譯上，這亦是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制約文學翻譯的重要體現。
年下半年中國文藝界開展反右派運動，以及對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的批判。在這場運動中一批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如丁玲、秦兆陽、艾青、劉真、海默、蕭乾、邵燕祥、谷峪、南丁、李南力、李文元、王蒙、劉雁賓、劉紹棠、陸文夫、李國文、宗璞、高曉聲、鄧友梅等。對於這一場轟動一時的文學批判運動，外文出版社緊跟形勢，迅速作出反應。年第1期《中國文學》譯載了邵荃麟的〈文藝界兩條路線的大鬥爭〉（TheStrugglebetweenTwoTrendsinLiterature），第2期譯載姚文元的〈修正主義思想在文學中的表現〉（RevisionistIdeainLiterature），第3期譯載周揚在年2月28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反右派鬥爭總結性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AGreatDebateonLiteraryFront）。而上述“右派分子”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劉雁賓的《在橋樑工地上》、宗璞的《紅豆》、鄧友梅的《在懸崖上》等，自然失去了對外翻譯的機會。
年6月，外文出版社開展反官僚主義運動和“書刊檢查”，對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刊物和圖書進行政治檢查，[38]對之前已經出版的“右派分子”文學作品譯作被外文出版社以作停售處理，如馮雪峰的《雪峰寓言》（Fables,）、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TheSunShinesovertheSankanRiver,）和秦兆陽的《農村散記》（VillagesSketches,）等。此外，一些作品譯文集，也因其內收入“右派分子”的作品而殃及自身，遭到停售，如收入谷峪的〈新事新辦〉（NewTimes,NewMethods）和秦兆陽的〈祭灶〉（SacrificetotheKitchenGod）的短篇故事集《登記及其他故事》（RegistrationandOtherStories,）、收入海默的〈聯合收割機的威力〉（TheNewlyweds）的故事集《不是冬天是春天——中國農業互助合作短篇小說選》（NotWinterbutSpringandOtherStoriesonMutualAidandCo-operationinChineseAgriculture,）、收入南丁〈檢驗工葉英〉（NotUptoStandard）和李南力〈羅才打虎〉（LoTsai,theTiger-hunter）的故事集《夜歸及其他故事》（HomewardJourneyandOtherStories,）、收入海默的〈聯合收割機的威力〉（TheNewlyweds）的《黎明的河邊及其他故事》（DawnontheRiverandOtherStories,）等等。[39]年版的《魯迅故事選集》（SelectedStoriesofLuHsun）在年擴展重版時，書後由“右派分子”馮雪峰所撰寫的〈魯迅生平介紹〉（Lu
Hsun:HisLifeandThoughts），也被葉以群所寫的〈魯迅的生平與小說〉（LuHsun’sLifeandHisShortStories）所替代。在這一場書刊檢查運動中，大批編輯和翻譯人員被蒙上政治罪名，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曾在外文出版社擔任責任編輯的陳次園和楊憲益即是一例。由山東大學教授馮沅君、陸侃如所著的《中國古典文學簡史》，模仿《聯共黨史》的寫法，在每一章的結尾都詳細引用毛主席語錄，以證明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毛主席的有關論點是一致的。出於對外國讀者閱讀習慣和接受能力的考慮，楊憲益夫婦與責任編輯陳次園在編輯翻譯這部文學史著作時，刪掉了毛澤東語錄等教條主義的內容，兩人因此被追究政治責任。出身“地主”家庭的陳次園被指“暴露了地主階級本性，仇視毛澤東思想”，而且“有意識的竄改無產階級的編輯出版方向”，結果陳次園被定為反革命分子，並下放勞動，強制改造思想；楊憲益也因“作為翻譯卻故意去過問自己份外之事，自以為是”和“用右的眼光去對待新的觀點，新的形勢”，險些被“逮捕”（鄒霆，:；雷音，:-）。
當然，建國“十七年”間文學批判運動並不是永不停歇的，頻繁的運動之間不時會出現短暫的間歇，給文壇帶來短暫的寬鬆氛圍，這種寬鬆的環境同樣也影響著文學外譯活動。-年堪稱中國文壇的“百花時代”。此時，隨著政治意識形態的放鬆，中國文學創作迎來了短暫的“春天”，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言說的空間也較為擴大，中國文學對外翻譯工作者也不例外。年4月15日，《文藝報》外國文學部就特別邀請了一些外文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的外國專家，談論各自對中國文學作品看法和意見。在座談會上，各國的外國專家就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當代文學作品以及文學評論等方面各抒己見，對中國文學提出大膽的批評。如东德作家杜爾克認為中國作品裡常常有的僅僅是情節上的錯綜複雜，卻缺乏矛盾的深入和展開。他認為公式化的基本內容就是否定生活中存在著真正的矛盾。他說，在一些作品裡，衝突是一種外在的、附加於作品的東西，不成為作品本身的一部分。書中人物只有一些政治對話，缺少內心活動。這種不揭露真正矛盾的作品的形成，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作者根本看不到真正的矛盾，一是看見了卻不敢去寫，不敢表現，怕人家批評為“黯淡”。杜爾克還認為有些作品缺少中國氣派、中國味道。仿佛所以成為中國作品只是因為提到什麼炕啦、蒲扇啦這些東西。有的作品若把名字換掉，竟會不知是哪國的。詩人謝內則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不能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而戴乃迭認為有些中國古典文字批評過於公式化和概念化，貼上了一些“人民性”、“現實性”等標籤，對作者、讀者都沒有什麼幫助；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專家魏路詩高度讚揚了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認為該作品是一篇突破了公式化的作品，王願堅的短篇小說《黨費》亦很動人，充分寫出了在革命戰爭時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但有些諸如《姐妹倆》的獨幕劇就簡直像給人上政治課，有些情節十分不可信；沙博理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過於囉嗦，如他本人正翻譯的《保衛延安》，有的地方就犯了囉嗦的毛病，書中描寫戰爭的場面不下十餘次，很重複，沒有新的不同的東西。有些地方作者自己跑出來講話；有些地方太過火，顯得有些做作（宗璞，；李岫等，:-）。文壇較為寬鬆的環境給這些外國譯者在具體翻譯工作中帶來一定的自由，如沙博理在翻譯《保衛延安》的過程中，就刪節了一些他認為過於“囉嗦”的戰爭場面。
除了“百花時期”，至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對文學觀念和政策的調整期。這一時期，中國文壇的文藝鬥爭運動暫時停歇下來，那些在歷次運動中“受到批判的文學主張、創作傾向、藝術方法等得到了有限的生存空間”（洪子誠，8:58）。這種包容的趨勢也促使對外文學翻譯的選材範圍有所擴大。年11月，時任《中國文學》主編的茅盾召集在京的作家葉聖陶、吳組緗、劉白羽、馮至等，討論對外選稿的尺度問題，並認為《中國文學》的選稿範圍可以適當擴大，“除介紹思想內容積極的作品外，一些藝術性強、無害的作品也可以選登”，其中他特意提及了現代作家沈從文的作品（戴延年、陳日濃，:-）。在茅盾等人的努力下，年《中國文學》第10和11兩期上刊載了由戴乃迭翻譯的《邊城》（TheBorderTown）。此外，蕭紅的一些“無害”的作品，如《呼蘭河傳》中描寫馮歪子嘴悲慘命運的第七章（HarelipFeng,anExcerptfromtheHulanRiver）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在《中國文學》，並附有茅盾專門為《呼蘭河傳》寫的序言。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建國“十七年”時期文壇文學規範放鬆或規範發生多樣性的情況，相對於這一時期頻繁多變的文學批判運動而言，是相當有限而短暫的。同時，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相對于文學創作而言，亦具有一定的滯後性，也就是選譯已發表的作品，而且往往是要在這些作品發表一段時間，並形成主導性評定後才被介紹翻譯。所以，意識形態寬鬆時期出現的一些作品，如“百花時期”的“幹預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等，儘管發表後立即引起廣泛關注，贏得官方一定程度上的讚揚，但隨著之後文學規範的收緊，很快被主流意識形態排斥甚至批判，自然就不可能對外介紹翻譯了。總體來看，對外翻譯的作品在意識形態上趨於保守，體現了新生的民族國家在整合自身文化、建構同質化的國家文學形象的努力。
五
結語
綜上所論，建國“十七年”時期出現的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活動，是中西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直接產物，承擔著對外介紹一個嶄新的中國，樹立新中國的良好形象，以此彰顯新生的民族國家身份的重要文化政治使命。此時，對外翻譯成為國家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由此充當著這一翻譯活動的贊助人，並委託外文出版社這一政府資助的對外宣傳機構具體組織策劃，編、譯者的主體性遭受到極大地削弱。翻譯的各個環節均受制於外文出版社，最終取決於在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冷戰背景下誕生的新生共和國，致力於對外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的需要。作為國家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文學）翻譯活動既是當時處於兩大陣營之間的中國政治外交政策的直接反映，也積極配合了中國政治文化外交的開展，有助於形成當時中國的第三世界的國際定位；同時，國內的文學政治運動或多或少地影響並制約著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活動，體現了國家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新生民族國家形象自塑過程中強烈的民族意識。
注釋
[1]美國選擇香港作為反共基地的具體原因，可參見單德興（：-）。
[2]六十年代初，在臺灣擔任美新處處長（-）的麥卡錫（DickRichardM.McCarthy），全力支持和協助出版臺灣作家作品的英文選集，以向世人傳達美國政府只承認臺灣國民黨政府。由在美新處贊助下的臺灣HeritagePress於年翻譯並出版了吳魯芹編的NewChineseStories:TwelveShortStoriesbyContemporaryChineseWriters；NewChineseWriting；陳秀蘭（陳若曦）自寫自譯的短篇小說集SpiritCalling:FiveStoriesofTaiwan;聶華苓創作並與侯健合譯的ThePurse:FourStoriesofChina;GreenSeaweedandSaltedEggs；聶華苓編的EightStoriesbyChineseWomen；殷張蘭熙編的NewVoices:StoriesandPoemsbyYoungChineseWriters（高天恩，:-；Liu：-）。
[3]公共外交，也就是爭取外國民心的工作。依照其爭取對象與方式不同，分為兩種：一種是新聞外交或是宣傳性的，主要利用快速媒體，如廣播、電影、報紙等，適時且快速地散播資訊。另一種是文化外交，這種外交是透過慢速媒體，如藝術、書籍、教師、學者、學生等交換活動，來影響外國箐英分子對自身的觀感（趙琦娜，）。
[4]陳毅在年6月9日對《中國文學》編輯部同志的講話中，一開始就圍繞《中國文學》的定位，即藝術多一點還是政治多一點的問題展開。在陳毅看來，《中國文學》是文學雜誌，“藝術是高明的政治，是最強的意識形態。它用感人的藝術形象，叫你落在我的政治圈套中……藝術性愈濃，愈能達到政治目的；藝術性愈低，愈不能達到政治目的”（周東元等，a：-）。
[5]五十年代初期，文化部的對外文化聯絡局（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前身）曾以“文化出版社”（CulturePress）的名義出版過四部解放區文學作品：草明的《原動力》（TheMovingForce,)、李之華的《反翻把鬥爭》（StruggleAgainstCounter-struggle,）、石言的《柳堡的故事》（ItHappenedatWillowCastle,）和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RhymesofLiYu-tsaiandOtherStories,）。但“文化出版社”並沒有真正建制。外文出版社成立後，於年，重新出版了趙樹理《李有才板話》。
[6]以上有關外文出版社的資料主要參照周東元等（a）和戴延年、陳日濃（）。
[7]在一些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書籍印有《中國文學》的宣傳廣告，標題就是“KnowChinathroughItsLiterature—ReadCHINESELITERATURE，aLiteraryJournalinEnglish”
[8]事實上，《中國文學》與同時期其他報刊雜誌一樣，擁有實權的是黨組和書記處。如年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和書記處書記嚴文井就曾對《中國文學》的編輯提過意見。茅盾雖然也可以說是左翼革命作家，也參加過共產黨，但是他有過一段“脫黨”的歷史，所以他在這個期間不是黨員，而是“黨外人士”，所以並不掌握實權，但即便如此，茅盾也會在一些特殊時期影響《中國文學》的選材，詳見下文分析。
[9]《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就摘錄了〈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工作計劃（草案）〉、〈外文出版社一九五四年方針任務〉、〈一九五六年外文出版社的規劃綱要（草案）〉、〈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在圖書期刊方面的出版工作規劃（草案）〉、〈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工作規劃〉、〈一九六○年工作規劃（草案）〉、〈對外文委黨組‘關於一九六一年外文書刊出版規劃和編輯方針（草案）〉、〈外文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綜合規劃要點〉、〈外文書刊出版發行工作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兩年規劃（草案）〉等。在選題方面，據本研究者收集的資料表明，外文出版社於年、年和年制定了《古典文學、五四文學對外翻譯書目》，年又在這個基礎上分別制訂了對外《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出版規劃》（草案）、《現代文學作品出版規劃》（草案）以及《-年外文圖書出版社圖書選題計劃》。
[10]該資料統計來自《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其中，“17年外文出版社先後用18種文字出版毛主席著作種共1萬冊，並通過國際書店向全世界個國家和地區發行萬冊，對外贈送和國內發行萬冊”（戴延年、陳日濃，：）。另據馬祖毅等的統計，外文出版社“從年10月到文革前的年，17年間共用43種外文出版了圖書餘種（包括少量中文繁體字圖書）”（：）。
[11]這一部分資訊由外文出版社前中文編輯人員廖旭和提供。
[12]據廖旭和介紹，中文編輯人員一般是主修中國文學的大學生畢業生，如原《中國文學》中文編輯的陳善祥就是廣東中山大學的中文系出身。這一資訊得到沙博理回憶錄《我的中國》證實，“我們的編輯人員通常是主修中國文學的”（：）。
[13]曾在《文藝報》擔任總編輯副主任的唐達成在打成“右派”後被重新分配工作時，談到“到年的9月，我才摘掉右派帽子，另行分配工作。那時愛人想回北京。這時，作協通知我到英文《中國文學》去。《中國文學》周揚的一個魯藝的學生何路在那裡做副主編。”“我不願意在《中國文學》幹，每天看各種刊物上的作品，覺得沒什麼意思”（李輝，：）。
[14]幾乎所有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都沒有說明譯本所依據的原作版本，據本研究者考察，僅有年出版的曹禺的戲劇《日出》（Sunrise），有一“出版者的話”（Publisher’sNote），指出該譯本是從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日出》（第一版）譯出，而該版本也是經過作者曹禺修改過的。
[15]參見外文出版社內部資料〈《中國古典文學文庫》編輯凡例〉。[16]據筆者考察，年由美國紐約AnchorBooks出版的沙譯譯本中，OlgaLang把絕大部分刪略的部分補齊。
[17]筆者在採訪當年負責編輯《暴風驟雨》的中文編輯廖旭和先生時，提到地主女人們把東西藏在那裏，極“不文明”的，工作隊搜其身，也很“不文明”，很“野蠻”。
[18]該資料以及下文提及的《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工作條例（三稿）》均由廖旭和提供。
[19]原《中國文學》的譯者喻璠琴提供該資訊。
[20]據《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到年底，外文出版社聘有蘇聯籍專家4人，11個其他國籍的專家20人。他（她）們在業務上主要擔負各種外文譯稿的文字改稿、潤色工作，並對外文書刊的編輯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培養提高中國幹部的外文水準”（戴延年、陳日濃，:62）。但事實上，有些外國專家有時還單獨承任中國文學對外翻譯的任務。
[21]這一觀察受到HerbertPassin所著的China’sCulturalDiplomacy的啟發。在Passin看來，五十年代往來於中國的每一位外國訪客是新中國可誇耀的成就，一種被認可的標誌，一個通往被接受和尊重的里程碑，對美國不承認中國政權政策的另一打擊（Passin:8）。
[22]以上資料由外文出版社原英文編輯室主任梁良興提供。
[23]國際書店正式成立於年12月1日，成立初期既負責進口外國書籍，又負責中外文書籍的出口，年，國際書店成為專營中外文書刊出口的對外發行機構。外文出版社前身國際新聞局出版的外文書刊和小冊子均由國際書店發行（周東元等，b：）。
[24]羅素曾在年代表英國共產黨的勞倫斯?魏沙特出版社前來中國，與中國外文出版社洽談出版《毛澤東選集》（1-3卷）英文版（劉杲等，：27-28）。
[25]國際書店主要依照蘇聯各種外文版《新時代》、《蘇聯文學》封底所刊登的蘇聯國際圖書公司在各國的代理發行據點，建立其自身的發行網路基礎（周東元等，b：）。
[26]起初貿易發行和非貿易發行均由國際書店擔任，但因這樣做“既影響該店的身份，又使宣傳效果減弱”，文化部後來對外文出版社出版圖書的非外貿發行方式進行了調整，改由相關的機關團體，如工青婦及駐外使領館負責。年，對外文委又規定“基本上通過貿易的方式，非貿易的方式作為輔助——對一些國家地區可以非貿易發行開路，甚至在一個時期內以非貿易發行為主”。參見〈關於外文出版社的書刊非貿易發行工作的建議（年7月29日）〉、〈對外文委黨組《關於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草稿）〉，載周東元等（a:81-83,-）。
[27]外文出版社隨書發送的讀者意見問卷如下：
DearReader,
Wewillbegreatlyobligedifyouwillfillintheattachedquestionnaireandmailitbacktous.
Any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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