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年出版的长篇政治讽喻小说。小说创作于年，作者将48倒置过来为84作为书名。
小说中作者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独裁者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自由被彻底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下层人民的人生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循环……
九
温斯顿累得像一块果冻。真的，果冻是最恰当不过的词语了，这是自然而然在他的脑海里蹦出来的。他的身体似乎像果冻那样柔软，而且也是半透明状。他觉得自己要是把手举起来，都会看见光线穿过。他的血肉之躯全都被大量繁重的工作所抽干，剩下的只是一些神经、骨骼和皮肤组成的柔弱骨架。他的知觉似乎被放大了，因此感到敏感。工作服摩擦着他的肩膀，走在人行道上感到脚底在发痒，甚至伸缩一下自己的手臂也能感觉到关节在咯咯响。
他在五天之内的工作时间几乎超过九十个小时，部里的其他人也一样。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到明天上午之前，他都无事可干，党也没给他安排什么公务。他可以去查林顿先生那个房间待上六个小时，然后回自己的宿舍待九个小时。下午的太阳非常柔和，他慢吞吞地走在那条通向查林顿先生店铺的街道上，路上脏兮兮的，他继续留意着是否有巡逻队的出现，但直觉告诉他今天下午不会有什么危险，没人会上前盘问他。每走一步，他身上携带的那个沉重的公文包就碰一下他的膝盖，使得腿部从上到下都有一阵发麻的感觉。公文包里放的正是“那本书”，他已经随身携带整整六天了，但至今还没打开过，更别说翻开来看了。
仇恨周的第六天，在经过各种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摇旗、贴宣传画、电影、蜡像、击鼓演奏和喇叭的尖叫、操正步的脚踏声坦克履带的倾轧声、一呼而过的飞机声和枪炮的轰鸣声之后，民众的情绪达到顶峰，对欧亚国的仇恨也已经飙升到不同戴天的程度。在这个时候，原本安排在仇恨周最后一天才执行绞刑的两千名欧亚国俘虏，如果落到他们的手中，一定会被四五分尸。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传来的消息却说不是跟欧亚国，而是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同盟国。
当然，不会有人承认发生过任何的改变，只是大家都突如其来地知道了东亚国是敌人，欧亚国是友国而已。这件事刚发生的时候，温斯顿正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参加示威活动。当时是晚上，那些苍白的脸孔和鲜艳的旗帜都在灯光的照耀下渲染而开。广场上挤满了好几千人，其中有一千人是身穿侦察队制服的小学生。在铺满红布的讲台上，一个内党党员正在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个子矮小，手臂硕长，脑袋奇大，和身体极度不相称，头上只有几缕稀稀疏疏的头发。他长得像个小侏儒，身体因仇恨而扭动着，一只手紧紧抓住话筒，另一只骨瘦如柴的胳膊却在头顶的空中各种比划着。他的声音穿透扩音器，显得非常刺耳，口中不停地发出欧亚国的各种罪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战犯、滥杀平民、散发不实的宣传、侵略、撕毁合约等等。听他的演讲，起先你不得不暗暗相信，继而变得疯狂不已。每隔一两分钟，民众就被他的煽风点火弄得义愤填膺，喇叭的声音也被这从几千个喉咙里迸发而出咆哮般的声音压制下去，而喊得最猛的，就是那些小学生。讲话持续了大概二十分钟，突然一个通讯员急急忙忙走上讲台，塞了一张纸条给他。他打开看了一眼，但并不停止他的演讲。他的声音、动作甚至演讲的内容都没发生丝毫的改变，但是那些国家的名字却悄悄变得不同。一句话也不用说，理解的波浪就层层盖过人群，大家马上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大洋国是在跟东亚国打仗！然后是一阵剧烈的骚动。广场上那些旗帜和宣传画全都错了，有一半以上的宣传画印的都是错误的人像。这还不是明摆着吗？准是戈斯坦因那群阴谋分子在搞破坏！接着出现一阵狂欢般的插曲，有人开始把墙上的宣传画扯下来，旗帜也被撕成碎片踩在脚底。侦察队的成员个个身手敏捷，他们爬上楼顶，剪掉在烟囱上随风飘扬的三角旗。不过才两三分钟时间，一切就都改换妥当了。那位演讲者还是紧紧握着他的话筒，肩膀前倾，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直接继续他的演讲。不到一分钟，台下那些人群又爆发出声嘶力竭的咆哮声。仇恨周照常进行着，只不过仇恨的对象变了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演讲者在看完那张纸条后，可以完全在不停顿、不改变语法规则的情况下把欧亚国变成东亚国。但在那一刻，他心里想着另外一件事。在那些宣传画被扯下的混乱中，有个他看不清面孔的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打扰一下，我想这个公文包是你掉的。”他没说话，随手就接过那个公文包。他明白，书虽然是到手了，但还是得等上几天才有机会一睹真容。示威活动一结束，他就马上回到真理部去，虽然那时候已经快二十三点了。部里的其他员工，也都这样。电幕上已经在发号施令要他们回到岗位上了，真是多此一举。
大洋国正和东亚国交战，大洋国一直都是在跟东亚国交战。过去五年内的政治文件，大部分也因此而作废，所有的报道、档案、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和照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火速校正。没人发布什么正式的指示，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部里的首长是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再提起和欧亚国打仗、和东亚国结盟的事情。这件事情本来就很艰巨，同时还需要拐弯抹角地说，搞得就更复杂了。每天二十四个小时，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得工作十八个小时，中间小睡两次，一次三个小时。从地窖里拿出床垫，摆得满走廊都是；他们吃的是三明治和胜利咖啡，饭堂的服务员会用推车推过来分发。温斯顿每次去走廊眯一会前，都尽量把桌面的工作完成，但每次拖着沉重的脚步睡眼朦胧回来后，发现桌面的纸卷又堆积如山了，不仅把口述记录器埋了一半，还有很多都飘到地上去了，所以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纸卷整理成堆，好腾出地方开始干活。最糟糕的是，这项工作并不是简单地例行公事就可以了，有些地方只把一个名字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就可以了，但有些详细的报告就需要费上不少心思和想象力。就说把某场战争的地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都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才能驾驭得了。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无法忍受，而且每过几分钟就得擦一遍镜片，这真是像在为了应付一件累人的体力活而苦苦挣扎，一件本身有权利拒绝去做，但同时又鬼使神差般想把它做完才觉得满足的体力活。就他所记得的，自己并不为自己睁着眼说瞎话的行为感到不安，虽然他对口述器所说的每个字，用笔修改过的每一划，都不过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而已。他和部里其他人一样焦虑，希望把这种伪造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在第六天的早上，纸卷慢慢减少了，有时候等了半个多小时，气力输送管啥都没喷出来，然后出了个纸卷，然后又没了。同时，各个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于是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悄悄地叹了口气，一项无法被光明正大提起的伟大工程要完成了。从此，再也不会有人可以拿出文件来证明，大洋国是跟欧亚国打过仗的。十二点时候，部里忽然意外发了条通知说，下午到明天早上都不用上班。温斯顿自从七天之前从那个人手上接过那个公文包后，就一直带在身边。他上班的时候就把它夹在两腿之间，睡觉时候就垫在身体下面。回到家后，他刮了个胡子后就开始洗澡，水只不过是微热的，但他居然睡着了。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房子楼梯的时候，关节在吱吱响，他觉得有点舒服。虽然很累，但不再睡意昏沉。他打开窗子，点亮那个肮脏的油炉，准备烧水煮咖啡。一会茱莉亚也要过来，可以先看看“那本书”。他坐在那张脏兮兮的扶手椅上，打开公文包。
这本书的封面是黑色的，装订看起来也很业余，封面上也没印上作者或者书的名字，印刷的字体和常见的不太一样。书的边角已经破破烂烂的，很容易就裂开，像是经过很多人的传阅。扉页上印着：
寡头集体领导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为的是感受一下此时的自己正在安全又舒服地看着书。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幕，钥匙孔中也无人会偷听，更不用紧张地扭过头去看有没人在监视着，或者用手不安地捂着书。夏日的微风轻轻地吹着他的脸庞，小孩子的叫喊声隐隐约约从远处某个地方传来。房间里除了那台老式钟的滴答声外，一切都是静谧的。温斯顿往扶手椅中坐得更深一点，把脚搭在壁炉前的挡板上。这真是不朽的天赐之福呀！突然，正如一般人在拿到一本书后，知道自己会一再读这本书一样，他随意翻了翻这本书，发现翻到了第三章。他继续读着：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就可以真实预测到这个世界即将分裂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美国吞并了大英帝国，这三个大国中的两个，也就是欧亚国和大洋国，事实上已经存在了。第三个大国，也就是东亚国，在经过十年的混战之后才崛起。这三个大国的边境，在一些地区是任意而定的；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根据战争的结果来决定，但一般而言，是根据地理界限来划分的。欧亚国的版图包括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一直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则包括美洲、大西洋列岛、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端。东亚国要比另外两个小一点，西部的疆域还不太稳定，包括中国、南洋、日本群岛等地。
这三个超级大国，一国结盟另一国来攻打第三国，处于这种混战状态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战争不再像二十世纪前几十年那样，打得如此绝望与疯狂了。他们之间的战争都是很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法彻底摧毁另外一个国家的，他们不是为了物质而战，意识形态方面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差异。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战争方式或者战争的态度变得没那么嗜血成性或者多了些武侠风度，相反，这三个国家的战争氛围已经持续不断，并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了。强暴妇女、抢劫、滥杀儿童、大批人口被迫成奴，甚至把战俘活埋或者煮死这种事情，都被视为正常现象，而且如果是自己人而不是敌方来做这种事情，就更是英雄行为了。但在实际的数字上，战争所涉及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经过高度训练的专家，伤亡人数也比以前的战争要少很多。战争一般都是发生在一些模糊的边境地带，对于真实的地点，一般的人也只能猜猜而已。如果不是在边境地带作战，那就会是在游浮堡垒防卫的海上地带附近。对于居住在大都市中的人而言，战争除了经常造成消费物品的长期短缺外，就是偶尔飞来一颗火箭弹，炸死几十个人而已。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发生改变，更准确一点来说，就是战争的重要性顺序已经悄然改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中，这种动机只是在较小范围内得到呈现，现在已经变得明显起来，并有意执行。
要了解现在这场战争的本质，（虽然每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结盟或者拆伙的事，但实质上都是同一场战争）首先，必须弄明白，这种战争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即使是两国联合起来，也不能完全打垮第三个国家。三国鼎立，势均力敌，它们与生俱来的防御能力也各有特色。欧亚国土地面积辽阔，大洋国则依靠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东亚国人口稠密，人们辛苦劳作。其次，从物质的意义层面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再大打出手的了。随着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和消费都已经平衡，过去战争中因为争夺市场的驱动力已经荡然无存，不再是为了原材料而争得你死我活的了。无论如何，三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建立了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如果说战争的发动还有直接经济方面的原因的话，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了。在各个大国的边界之间，有一个不曾被任何一个国家所占领的地方，它是一个四角形，四个角分别是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以及香港，加起来的人口占据全球的五分之一。三个超级大国就是为了占据这些人口密集地区和北极区的所有权而冲突不断。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地区，它的各个部分经常易主，要见风使舵才能占据下那么一小块地方，因此，结盟的方式真是千变万化。
这些必争之地都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有些地区则盛产重要的植物，比如橡胶。在不生产这些东西的寒冷地区，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提炼，成本高出不少。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占领了赤道非洲，或中东地区，或者印度南部，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能够主宰这几千万甚至几亿个廉价劳动力的命运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奴隶的地位或多或少是公开化的，一个征服者前脚刚走，另外一个后脚就来了，而且他们被当成像煤和石油一样的消耗品来对待，是制造军火武器的燃料，侵略战争的卒兵。以竞赛来制造更多的军备，掠夺更多的领土，就这样无限地循环下去。应该留意到，战争也蔓延到这争夺地区以外的地方去。欧亚国的国界，就在刚果河和地中海的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屿，辗转于大洋国和东亚国之间；而蒙古，在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中一直也不稳定。在北极地区，三个大国都声称对它那辽阔的疆域拥有主权，其实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荒无人烟的，未曾被探索过。这三个超级大国也维持着平衡的力量，所以都是在边缘地带开战，从未蔓延到三国的中心地带。而且，靠近赤道地区的人们虽然备受剥削，但他们对世界的经济和财富并没什么大贡献，因为不管他们生产的是什么，总是消耗在战争上，而发动战争的目的又在于争取更多的人力物力，让自己在下一场战争中能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说这种奴隶还有什么用的话，就是所投入的劳动力使得战争的节奏变得更快了。但假如这些奴隶不存在，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运行的原则，也不会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现代战争最主要的目标（根据“双重思想”原则，内党的头目可以认识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同时也可能完全不当一回事）是尽量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就是工业社会的潜在问题。现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在挨饿，这个问题并不紧迫，即使不进行人为的销毁，剩余消费品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今天这个世界，与一九一四年以前相比，是个缺乏物质、遍地饥饿、破落不堪的世界，跟当时人们所设想的未来世界相比的话，那差距就更远了。二十世纪初期，人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富裕、休闲，社会有秩序、有效率，是一个由钢铁和雪白水泥所建构起来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几乎每个识字的人都曾意识到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般的人也很自然地想象着它会一直发展下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部分原因是长期战争和革命所引起的贫困，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科学技术进步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思想习惯，在这种严格军事化管理的社会里，无法存在下去。总体而言，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的那个世界更原始。有些落后地区确实得到发展，一些和战争武器或者思想警察用来监视平民有关的技术也取得某种进步，但重要的科技实验和发明，总体上都停止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核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一直都没恢复过来。机器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还存在着。机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有思考力的人马上就想到，人们不必再从事苦力活了，因此很大程度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会消失。如果机器真的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一种工具，那么饥饿、苦力、肮脏、文盲和疾病就会在两三代之间被消灭掉。实际上，机器并不是为以上任何一种目的而服务的，而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机器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有时候不可能不分发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期间，机器的出现确实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很明显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也会对政治集团产生威胁。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威胁到的只是等级社会的存在。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食物充足，住的地方有浴室和冰箱，还拥有私家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明显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平等现象将会消失殆尽。如果这演变成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就变得没有任何区别了。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的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能进行平均分配，而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这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这样的社会也是无法保持长期稳定的。如果所有人都享受到既奢侈又安定的生活，那么平时遭受贫困折磨的大部分人都将开始读书认字，并学会独立思考。等他们学会这一点之后，他们早晚会意识到这些少数特权分子毫无作为，会将之清出历史的舞台。从长远的目光来看，等级社会的存在只会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之上。如二十世纪初期一些思想家所梦想的，回到农业社会中去，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第一，这和已经成为全球人们天性的机械化是对着干；第二，凡是在工业方面落后的国家，在军事中也会处于疲软状态，最终是会直接或者间接被先进国家所控制。
不过，如果通过控制物质的产量来让老百姓处于贫穷的状态，也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在资本主义的末期（大约是一九二零年到一九四零年之间），很大程度上就是走这种路子。允许许多国家的经济停滞下来，土地不再耕种，器材也不添加，大部分人都处于失业状态，需要靠政府的救济金来勉强维持生活。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军事上的力量，而且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这种缺乏本身就是人为的，根本毫无必要，那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反抗了。问题在于如何继续运转工业生产这个车轮，同时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产品是必须要继续生产的，但同时又不能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通过不断发动战争了。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就是毁灭，不是非要取人性命，而是消耗人们的劳动产品。战争就是把这些产品炸个粉碎，抛到太空或者沉没海底，否则这些东西就会让人们生活得太过于舒服。从长远的意义来讲，这样会使他们变得太过于聪明而不受控制。虽然这些战争武器会被摧毁，但仍旧可以通过投入劳动力进行再生产，他们宁愿这样，也不想生产任何消费品。举例来说，建一个水上堡垒所消耗的劳动力就能造几百艘货船，这座堡垒在根本上也会废弃并拆掉，它永远也不会为任何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并且接着还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继续再建一个。原则上，发动战争的目的就在于消耗那些满足国民基本需求以外所剩余的物资，但事实是，国民的基本需求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满足，导致的结果是一半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常常是处于短缺状态，但这一点也被认为是有利条件。这是政府别有用心的政策，为的就是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偶尔也吃点苦头，这样他们在得到甜头的时候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也能更加凸显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别所在。用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甚至内党党员也是过着艰苦朴素、工作繁重的生活。然而，他们也正因为手中的特权得以享受一些奢侈品，比如宽敞豪华的房子，质地更好的衣服，美味佳肴，上好烟草，私人汽车或者直升飞机，还有两三个仆人听候差遣——这就和外党党员的生活有了天壤之别，而外党党员和那些所谓的普罗大众相比，又拥有着这种相似的特权地位。整个社会就处于一种四面受困的氛围之中，贫富之间的差距就表现在谁能吃上一块马肉；同时，人们意识到此时身陷战争之中，危机四伏，为了求生存，也只能把手中的权力交付给一个小阶层来说了算。
可以看出，战争不仅仅是完成破坏这个任务，而且在心理层面也是需要被接受的。从原则上来说，要消耗世界上这些剩余劳动力，其实非常简单，建庙宇和金字塔，挖坑再填上，甚至可以生产出一大堆产品然后放火全都烧掉。但是，这仅仅是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除此之外，还有情感基础需要考虑。但是，要紧的并不是无产者的精神面貌如何，只要他们像牛马一样不停地工作就可以了，要紧的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即使是身份最底下的内党党员，也被要求表现得既称职又勤勉，甚至在有限的范围内还能耍点小聪明。同样必要的是，他们应该是那种盲目轻信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脑子里装的就是恐惧、仇恨、崇拜和胜利的亢奋。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保持着一种战时的状态，而是不是真正发生战争，那都不要紧，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争打得是进是退也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应该继续保持着这种战争的状态。党会要求党员做到理智分裂，而这种境界在战争的氛围中是最容易达成的，现在都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党员的地位越高，这种心态就越明显，所以，恰恰是内党党员对战争的情绪是最歇斯底里，恨意最强的。作为一名管理者，内党党员是需要经常知道在那些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中，孰真孰假。有时候他也知道战争不过是无中生有之事，要么压根儿没发生过，要么战争目的和党所宣传的是南辕北辙。不过也无关紧要，因为运用“双重思想”的手段就极其容易将这种认识中立化。同时，没有一个内党党员会怀疑大洋国和敌国交战的真实性，而战争注定是以我们大洋国的胜利为结束，大洋国也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的主宰。
征服世界，向来都是所有内党党员的信仰。如何征服世界？有两条途径，第一可以通过一步步掠夺更多的土地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则是研制出他们无法抵抗的新式武器。这种研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于那些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才而言，这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在今天的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荡然无存。在新话中，不存在“科学”这个单词，过去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思维和英社中最基本的原则又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连技术上的进步，它的目标也在于减少人类的自由。在实用技术层面，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是开历史的倒车。用牛马来耕田，用机器来创作，但在关键问题上——指的是战争和警察监视——鼓励的还是采用经验主义的方式，至少是容忍这样做。党的两大目标就是征服世界以及全面消灭任何关于独立思想的苗头。因此，党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在非本人自愿的前提下如何得知一个人在想什么，二是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何一口气杀死几亿人。今天的科学研究，也集中在这两大课题上。而今天的科学家，也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兼具心理学家和审讯者的身份，他们会对人的面部表情、举止动作和说话语调所代表的含义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而且对那些能测试人讲真话的药物，震惊治疗、催眠术和毒打的各种效果也进行试验，以此来获得罪犯招供的手段。第二类是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要他的研究专业能和杀人沾上关系就可以。在和平部的大型实验室里，在巴西的隐秘森林中，在澳洲的沙漠地带，或者南极洲的荒野列岛上，专家团队们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些人负责制定未来战争的作战计划，有人在设计更大型的火箭弹，威力更强悍的炸药和更难以穿透的装甲钢板，也有人在研究更具杀伤力的毒气，或者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可溶性毒药，它的产量要足以毁灭整个大陆的植被，或者是繁殖不怕一切抗体的细菌。有的专家则想造出某种类似潜水艇的工具，可以在地底下穿梭而行，或者造出类似轮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类似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些专家在做一些更不可思议的研究，例如能不能用悬挂在几千米高空的棱镜来把太阳射线聚焦，能不能利用地心的热能来人为制造地震和海啸等等。
但是，这些所谓的项目没有一个是接近所设定的目标的，三大国中，也没任何一个国家会完全领先于谁。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三者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这比他们目前所想研制的任何一种武器都更具威力。虽然党总是惯性般把发明原子弹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但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出现了原子弹的身影，十年后就开始投入大规模的使用中。当时，几百颗炸弹落到工业中心地带中去，主要集中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欧和北美。这次世界性的灾难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是再扔几颗的话，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都要完蛋了，如果这样，他们的权力也就没了用武之地。从那以后，虽然大家都没签订什么条约或者留下口头承诺，但是，谁都没有再扔原子弹了。三大国只是继续埋头研制原子弹，并把它们储存着，等待着在某种迟早会到来的关键性的时机中能独领风骚。同时，这种战争方式已经固定了三四十年了。直升飞机比以前用得更频繁了，因为飞弹已经取代了轰炸机，军舰也让位给几乎难以击沉的水上堡垒，但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进展。坦克、潜水艇、鱼雷、机关枪，甚至那些步枪和手榴弹都还在继续使用。虽然报纸和电幕还在夸夸其谈，但是那种在几周内就丧命几十万几百万人的早期恐怖战争，却从未重复过。
三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会尝试调遣部队来发动大规模伤亡的战争，如果非要发动不可，一般会选择突袭盟国的方式，这是他们共同采用的策略，或者表面上假装遵从这样，这都是一样的。他们心底打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战斗、谈判、恰当时机的算计等手段，来夺下围绕在敌国周边的一批基地，然后和他签下友好条约来维持多年的同盟关系，以此来消除对方的疑虑，变得麻痹起来。在这期间，装有核弹头的火箭弹就可以集中在那些战略要塞上，最后万弹齐发，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解决一个对手之后，再和剩下的那个大国签订友好条约，为下一次的袭击做准备。这种阴谋计划，几乎不用说都知道不过是在做白日梦而已，永无实现之日。再者，三大国从未在敌国领土上开过战，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只是围绕在赤道到北极那些存在争议的地带展开，这也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三大国边界地带的某些地方仍是不固定的。例如，欧亚国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不列颠群岛，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些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若想把边界推到莱茵河或者波兰的维斯瓦河，就会违反了“文化整体”这个虽然不成明文但各国一直都恪守的原则。因为，如果大洋国要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很必要的一点，就是要么把当地的居民都杀个精光（那也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要么把他们那一亿人全都同化了。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发展和大洋国的国民的水平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三大强国都面临着一样的难题，就他们的社会结构而言，民众除了需要必要地与战俘和黑奴进行有限的联系以外，不能和外国人发生任何的联系，即使是现在的盟友，也是揣怀着一颗黑暗之心怀疑之心。除了战俘，大洋国那些普通的国民从未能见过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国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他们是被禁止学习外语的。党所担心的是，国民一旦和外国人接触，不仅仅会发现他们也是和自己长得差不多，而且最后也会发现，党所宣传的那些东西尽是谎言。这样，他们所身处的那个封闭世界将被打开一个窗口,而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的道德感也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因此，三国都意识到，不管波斯、埃及、爪哇岛或者锡兰多几经转手都已无所谓，除了扔炸弹外，主要的疆域绝对不允许任何东西跨过。
在这个“不破坏整体文化原则”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不曾明言的事实，但这已被默认成规，并遵照不误，那就是这三大国的生活状态都八九不离十。在大洋国，大家安身立命的哲学是英社，在欧亚国流行的则是新布尔什维克思想，而在东亚国的信仰中，有个中文名字，叫“死亡崇拜”，但翻译成“消灭自我”更贴切一些。大洋国的民众并不被允许去学习其他两国的哲学思想，他们教导民众的那些思想不过是一些败坏道德和违背常识的言论而已。事实上，这三种哲学几乎无法分清你我，他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在根本上也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千篇一律的金字塔结构，都有着半神半人式的个人崇拜，同样是靠源源不断的战争来支撑经济的运行。由此可见，这三国不仅无法征服任何一方，而且即使征服了也毫无益处可言。恰恰相反，只要这三者之间保持着战争冲突的状态，反而会像三脚架一般彼此支撑。通常来说，这三者对其所作所为既有所了解又并非真正洞悉真相。在生活中，他们都极力想征服世界，但他们也明白，让战争处于一种不可战胜的状态并持续下去也是一种需要。同时，因为并不存在征服或者被征服的可能性，所以歪曲事实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正是英社的特色之处，其他两个对手的思想体系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得重复之前说过的话：连续不断的战争把战争的基本性质都改变了。
在以前，战争之所以成为战争，只不过因为它迟早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胜负之间也是清清楚楚，确定无疑的。过去的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和现实世界之间保持接触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任何时代，统治者都会穷尽一切手段来瞒住老百姓，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于他们的追随者，但这种方法也并非是万能的。一旦局势的发展遇到军事上的胜负，他们就很难再自圆其说了。只要是打了败仗，那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就得接受战败所带来的惨痛后果，所以一定要认真准备，以防战败。在哲学、宗教、伦理学和政治的范畴中，二加二或许可以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者飞机中，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缺乏效率的国家迟早要被人征服，而错觉对效率的提升毫无帮助。而且，要追求效率，必须以史为镜，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准确的判断。当然，过去的历史也难免存在歪曲和夸张的成分，但不可能像今天这般进行伪造。战争的存在能让我们保持头脑的清醒，而于统治阶级而言，战争也是一个颇残酷的考验，无论输赢，没有哪个统治阶级能逃脱责任。
上面所谈及的，乃古代之战争。今天所打的连续战争，已无危险可言，也谈不上有什么军事需要。科技的发展可以暂停，而最明显的事实也可以否认或者抛到一边去。正如我们所见，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着的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研究还是为了战争这个目标，然而从本质上讲，这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能否出成果并不重要。效率，甚至是军事效率，也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一切都称不上有效率可言。既然这三大强国每一个都无法被征服，因此他们各自独立，自成一体，可以放开手去散播自己那歪曲了的思想。而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你才感受到现实的压力：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冷了要穿衣，深夜要找地方睡……要提防误喝毒药或者从高楼窗户跌下。当然，在生与死之间、肉体的快感和痛苦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的，但这几乎是人类仅存的差别了。大洋国的民众和过去的历史相割裂，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他们俨然成了漂浮于星际之间的太空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在这类国家中，统治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就连古埃及的法老或者罗马的凯撒大帝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们的责任不是让民众吃得太饱，但也不能让他们饿死很多，否则就难以为继了。他们只要保持着和对手一样低的水平线，就可以大施拳脚，为所欲为了。
由此，如果我们按照以前的战争标准来看的话，现代战争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看起来正如某种反刍动物之间的搏斗，头上的角度早预先设定好角度，看起来是打得你死我活，实际上根本无法真正伤及对方。但这种徒有虚名的战争也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一方面它消耗掉剩余物质，也有助于保持那种在等级社会所需要的特殊精神状态。可以看出，这种战争纯粹是内部所演的把戏而已。在过去，虽然所有的统治阶级都认清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在和敌国进行交战的时候也会有所顾及，尽量控制破坏的程度。但是，他们是真正在开战，获胜者也确实在战争结束后对战败者进行掠夺。我们今天的战争可不一样了，它瞄准的不是敌国，而是对准了自己的子民，而且战争的目的并不在于防止敌国的侵略或者去侵略敌国，而是为了保存着现有社会结构的不变。因此，“战争”一词就难免让人产生误解了，说得更准确一点，正是这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战争不复存在。自新石器时代起到二十世纪初，战争所赋予人类那种特殊的压力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种不同凡响的东西。如果三大国不是相互开战，而是和平共处，保持各自边界不受侵犯，结果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自成一体，外来的危险能使人清醒的影响也无法得以进入。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战争将是一回事。虽然大部分的党员对此仅仅是一知半解，但这就是党的口号中“战争即和平”的精髓所在。
看到这里，温斯顿停了下来。远处传来火箭弹爆炸的声音。这种独自一人在没有电幕的房间里阅读被禁之书所带来的愉悦之感，还萦绕在心头。他的身体感到独处的宁静和安全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和身体上的疲惫感，椅背的舒服感以及从窗外迎面吹来的微风混杂在一起了。他被这本书迷住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这本书给了他信心。书上所谈及的，于他而言并无新奇之处，但这正是让人着迷的地方。如果他能将自己那凌乱的思想梳理一遍，整理成书，那这本书将是他所要说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和他具有某种类似的思想，但更具力量，而且系统性更强，鲜有顾忌之处。在他眼里，那些能描述你所知事情的书籍，才是真正的好书。他刚刚翻回第一章，就听见茱莉亚上楼梯的声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去迎接她。她把那个褐色的工具袋扔到地上，一下子钻进他的怀里，他们整整一周没见面了。
“我拿到那本书了。”温斯顿松开手后对她说。
“噢，你真的拿到了？真不错。”她随口一说，显然没多大兴趣，接着就蹲在煤油炉旁边开始煮咖啡了。
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的多变性是英社的核心内容。它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历史，历史事件只存在于文字和人的记忆中。凡是记载和记忆相互吻合的，这就是历史。既然党已经完全控制了各种文字的记录，又控制了民众的思想，那么历史其实就是党说了算数的一个东西，是可以任意修改的。而且，尽管历史现在仍在修改中，但就具体的事例而言，它是从来没有修改过的。因为它一旦按照我们现在的需要重新制造一份历史出来，那么这个版本就是历史了，与之不同的历史都不再存在。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在一年之中被多次修改，最终落得面目全非了。任何时候党都拥有绝对的真理，并且，很清楚的是，所谓绝对的真理永远就是它现在的模样。以后会看到，对过去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对记忆进行调整。要保证所有文字记录符合今天的正统观点，这只是一项纯技术的工作。但必须谨记的是，一切事件都是要符合党的愿望的。同时，如果有必要重新调整人的记忆，修改文字记录，那也就有必要把我们曾经这么做过这个过程也忘记掉。这种技巧和其他智力手段一样，是可以学习的。多数的党员，所有聪明正统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招。这在老话中有个很直白的说法，叫“控制现实”；在新话里它叫“双重思想”，尽管它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心里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且拥有同时接受这两者的能力。党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应该朝哪个方向变化，当然也知道自己是在玩弄历史，但受到双重思想的训练之后，他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么做并没有违背历史。这个过程必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否则它就显得没那么准确了；但同时它又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就会因此产生造假，甚至负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正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的行为本质就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要保留一种对目标的坚定态度，这是需要绝对的诚实的。故意撒谎的同时又真心相信这些谎言；忘记那些不符的事实，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又重新把它从记忆中召唤出来；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又慎重对待那已经否认的现实，这一切，都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在使用“双重思想”一词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双重思想”的思维。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承认了我们在篡改现实，那么用一下双重思想，我们就会抛开这种意识。这么反反复复进行下去，谎言总是比真理先走一步。最终，党就是靠“双重思想”才能够阻断历史的进程，就我们所知道的，可能还会持续几千年。
过去一切的寡头统治所以会垮台，要么因为老化，要么因为软化了。他们不是变得愚蠢自大，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推翻，就是变得开明软弱，在应当使用暴力的时候却作出让步，于是也被推翻。这就是说，他们的垮台不外乎两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党的成功表现在它有一套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上述两种状况可以同时并存，换成其他任何思想做基础，党的领导地位都不可能永久。无论谁要统治，而且要使统治持久，他都必须能够使人们对现实产生混淆之感，因为统治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又要能够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借鉴经验。
无需赘言，在一切“双重思想”的实践者中，最狡猾的当属那些发明这一思想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一整套智力骗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了解现状的人是那些不仅仅从现状来观察世界的人。一般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受的蒙蔽越大；越是聪明，神智越不正常。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对战争的情绪就越是歇斯底里。能够用最理性的态度看待战争的，是有争议地区那些被统治的人民。对于这些人，战争只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它像潮水一样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哪一方获胜对于他们完全无关紧要。他们知道，主人的变化只是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做从前一样的事情，因为新主人会用和老主人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处境稍好、我们称作“无产者”的工人，只是偶而意识到战争。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被鼓动起来，产生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但当只有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长时间地忘记正在进行着的战争。只是在党这一级，尤其在核心党内，我们才能发现对战争真正的狂热。他们知道世界不可被征服，却抱着坚定的信念执意为之。知识伴随着无知，玩世不恭伴随着盲目的信仰，这种奇怪的两极现象是大洋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方的意识形态即使在没有任何实际原因的情况下也充满了矛盾。例如，党是排斥和抨击社会主义运动原先所主张的一切原则的，但又要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来继续进行。它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的党员却穿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工作服。一方面它有系统地破坏家庭的纽带，可是对自己的领袖又直称“老大哥”。即使是统治我们的四大部门，它们的命名也是有意歪曲事实而显得极端无耻的。和平部关心的是战争，真理部供应谎言，仁爱部关心酷刑，富裕部制造饥荒。这些矛盾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它是“双重思想”中有意为之的杰作。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权力才能永久，其他的方法都不能打破古代历史覆辙的循环。如果要永远避免人人平等理想的出现，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变，那么所流行的精神状况必须是一种处于控制中的疯狂状态。
但还有一个至今我们都没注意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阻止人类的平等呢？假定这一过程确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么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把历史凝固在某一时刻，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了。正如我们看到，党的神秘，尤其是内党的神秘色彩，完全依赖于“双重思想”。但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更为原始的动机，一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的本能，是它最初引导人们去夺取权力，以后又导致了“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持久战以及其他的附带产物。这个动机实际就是……温斯顿发现周围一片寂静，就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他觉得茱莉亚半天没动了。她侧身躺着，裸露着腰，脸颊枕在手心里，几缕黑发散在眼睛上，胸脯有规律地起伏着。
“茱莉亚？”
没回答。
“茱莉亚，你睡着了？”
还是没回答，她睡着了。温斯顿合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然后自己也躺下来，拉了拉床罩盖住他们俩。
他还是搞不懂那本书所说的“秘密动机”指的是什么。他知道的是怎样去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并没有告诉他任何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实，只不过比他以前所知道的表达得更系统而已。读完这些文字，他更清楚了，自己并没有疯掉。作为少数分子，即使至少一个人的少数分子，也不会疯掉。世界上存在着真理与非真理，如果你选择站在真理这一边，即使全世界都与你为敌，你也不会疯掉。一抹夕阳的残照透过窗户，投射在枕边。他闭上眼，阳光洒在脸上，茱莉亚那柔滑的身体贴着他，让他感到信心满满，睡意朦胧。他是安全的，一切都安然无恙。他念叨着“理智不是数字可以统计的”入睡，他觉得这句话蕴含着无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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