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sieurs,c’estlesmicrobesquiaurontlederniermot.”
（“先生们，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微生物”——路易斯·巴斯德）
尽管19世纪著名的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也许已经说出了真相，个人、社区和国家仍希望各政府层面能够利用科学和公共政策中所有有效的方法来抗击传染病的威胁。在缺乏如此应对方案以及方法使用不当的情况下，人们期望有责任感的领导者采取措施、填补空白并提高执行力。
自从巴斯德削弱了传染病给个人以及全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之后，我们在抗击传染病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个人卫生、水净化、疫苗和抗生素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然而，尽管有了这些进步，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数次大规模传染病的暴发，不仅包括像霍乱和黄热病这些从前发生过的疫情，还出现了新的威胁，例如埃博拉出血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SARS）、汉坦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HIV）和新型流感病毒株。不断增长的人口、经济全球化、环境恶化和全球不断增多的人际交往等一系列因素，正在改变着传染病的传播动力机制。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传染病对全球安全造成威胁的概率在不断攀升。
SARS病毒
在预防或者为这种潜在的传染病大流行做准备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虽然我们在科学地防御传染病方面确实存在缺陷，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各级领导人都未对这些威胁给予应有的重视。埃博拉出血热和其他疫情的暴发揭露了我们对疫情准备的漏洞、应急的严重缺陷以及全球和地方领导层的一系列不足，这是一个被忽视的全球安全问题。
造成这种安全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人们看待这种威胁的方式。将为潜在的传染病大流行建立更好的防御机制归于健康问题的框架内，常常导致其优先级低于其他更为突出和紧急的问题，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应急能力建设投入不足。此外，诸如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以及其他联合国（UnitedNations，UN）系统等全球机构一直以来都没有将目光太多地集中在这个议题上，同时也缺乏在这个议题上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和协作的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WHO
联合国UN
但是若将其归于人类安全问题的框架内，那么以目前的投入水平来抵御这一危及人类生命的威胁就显得更为不足了。在导致灾难性人员伤亡的潜力方面，很少有其他威胁会比传染病更严重。然而各国在国家安全上仅仅投入了一小部分资源用于预防传染病大流行。
若将其归于威胁到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问题框架内，这种对比同样显而易见。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和抵御措施都可以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损害。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和媒体互通的世界，国界并不能阻碍这些真实存在的或者可以被感知到的威胁的传播。无论是合理的还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它们都比传染病本身的传播速度更快。而且这种恐惧驱使着人们的行为和公共政策发生改变，并常常导致政府做出一些不科学的行为从而加剧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例如旅行禁令、隔离检疫以及封锁食品、信件等其他物品的入境。然而，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全球层面，将潜在的传染病大流行作为经济风险来源，我们对其所做的分析和准备显然是不足的。
此外，尽管在那些脆弱或者混乱的国家中，其经济和财政问题很少会直接威胁到世界其他地区，但是当这些国家暴发传染病疫情时就会对全球其他国家造成直接的威胁。这些国家匮乏的卫生医疗和公共卫生能力对本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难，同时它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隐患。近期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的暴发就表明了内战过后脆弱的国家是如何孕育着潜在的全球性传染病大流行。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都不是促进非洲经济发展的主体国家，更不用说全球经济，但是来自这些国家偏远丛林的火花却引起了代价极为昂贵的全球反应。而且，它可能变得更加糟糕。如果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蔓延到更大、更全球一体化的城市中，例如拉各斯、内罗毕或者金沙萨—布拉柴维尔，那么事态的严重性将会变得完全不同。事实上，当年中国出现SARS疫情时，我们就看到了传染病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城市中心的影响力。
在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人们开始考虑成立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CommissiononaGlobalHealthRiskFrameworkfortheFuture）。尽管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的暴发促使了委员会的成立，但这项举措在于着眼于未来，从更广的角度看待传染病的潜在威胁，而不是特别着重于单个暴发或某一因子上。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抵御已知的（例如流行性感冒、冠状病毒和出血热）还是其他未知病因的威胁，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广泛适用于这样潜在威胁的制度、政策和财政的体系。
埃博拉病毒
委员会是为了应急而成立的。有8名来自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发起者意识到埃博拉出血热的危机和全球卫生系统的潜在漏洞，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其对全球经济和安全可能带来的连锁风险。医院（NationalAcademyofMedicine，NAM），医院（formerlytheInstituteofMedicine），其对处理复杂的咨询问题有着很长的研究历史，所以这些发起者们向其请求了专业人员的支持，希望可以帮助委员会以全面、严谨、客观的态度完成各项目标。尽管NAM提供了专业支持，但是委员会的报告应该被视作独立于NAM和其他所有组织的报告。委员会的任务是提供建议，而这些建议必须是基于证据和专家观点的，同时获得同行评审的一致同意的。委员会中的17名成员是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公民，其同行评审专家的组成也同样均衡。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政策由该17名委员发布，使其具有国际适用性和时效性，而非遵循NAM已有的制度。由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12名杰出领导人组成的一个独立的国际督导组负责督查工作。委员会通过在加纳的阿克拉、香港、伦敦和华盛顿召开为期11天的公开会议，确保其能够聆听来自全球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超过名受邀出席者在会议中对这些事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委员会的建议包括三大方面：第一，作为国家卫生系统的基础和抵御潜在大流行的第一道防线，加强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第二，为潜在传染病大流行做好准备和应对工作，加强国际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第三，加快传染病领域的研发速度。这些建议加在一起，是希望建立一个全面的、性价比高的并且相互协调的体系，使之抗击传染病威胁时让世界更加安全。
在委员会提出的这些建议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有关哪些建议最重要以及哪些建议最难实施的讨论。对此，有以下4点值得说明：第一，当各要素相互补充时，一个政策架构才会最高效。执行程度不一致甚至会使那些已落实到位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第二，我们应该警惕以往的教训，认识到抵御传染病大流行的方式和其他问题一样，在预防和准备上的投资价值远远要比在应急响应上大得多，抵御疫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三，最终抵御传染病暴发的斗争将发生在特定社区内，而且只有当这些社区参与一同应对时，我们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最后，科学是我们抵御传染病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像疫苗和诊断技术等科学手段必须首先发展起来。否则，就人类生命和生活而言，用于开发有效部署科学方案的时间可能将会以人类的生命和生计作为巨大的代价。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国际机制以领导、协调和集中应对传染病暴发的危机，这包括加强WHO的能力和通过WHO与世界银行建立应急融资机制，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应认识到这些举措并不是应对传染病的完整解决方案。这些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行为，或许也是最容易完成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最重要的。
为了真正地降低人类的安全风险并推动人类的繁荣，我们都必须在国家层面促进更强的公共卫生能力的培养以及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在那些脆弱的或者混乱的国家，以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我们并没有低估实现这个目标的困难程度，因为它需要各级的领导能力和持续的财政支持。但目前这必须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我们也没有低估筹集传染病领域额外的研发资金以及在发展和审批流程中实现协调统一与高效所带来的挑战，但是能否抵御潜在的传染病大流行最终还是取决于科学。因此，我们需要筹集资金，并简化我们的工作流程。
无论是在生命损失方面还是对经济的破坏方面，传染病大流行都是全人类安全的潜在威胁之一。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了使世界更安全的框架。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落实这些建议。
PeterSauds，主席
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
本文内容摘自《全球安全被忽视的领域——有效应对传染病危机工作框架》，主译：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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