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和注释是专著及论文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但一般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都觉得远不如内容和思想重要，因此，参考文献和注释也常常被当作“边角料”看待，并没有受到重视，多一点少一点好像都无关紧要。在我从事出版之前，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从事出版将近三年，耳濡目染，对此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01
出版人的信仰是做一本好书，而参考文献和注释的严谨性也决定了一本书的档次，并且关系到作者的形象。
学术专著不同于大众书和教材，其严谨性殊为重要，不仅论证应缜密，形式也应严谨。一本学术专著，就像一栋建筑，而且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建筑，因为一旦付印马上就会广为传播。所谓“文章千古事”，做一本书就像建造一栋建筑，不能有一厘米差池。对于建筑来讲，不仅其“坚固性”取决于是否严谨，而且其美感也取决于此。对于图书来讲，不仅“求真”在于严谨，而且，“严谨之美”是编校者的向往和追求。
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转轮藏殿断面图（梁思成绘）
因此，“凡引用必有注”“凡数据必有根据”“文献条目必须详细全面准确”是出版人心目中有档次的、值得珍藏的学术专著所必备的条件。所以，为了实现严谨之美，建筑有建筑的严格标准，而参考文献也有严格的参考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一个字不能光写部首，一个人的姓名不能只写姓，一个有效的论证必须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同样，一个参考文献的条目，不能缺少任何信息，并且引用文献的版本要前后统一，否则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完整性。
在达到了最基本完整性的基础上，参考文献和注释条目的层次也决定了一本书档次。一个人是引用一手文献还是大量转引二手文献；是引用新版本的书籍还是旧版本的书籍；引用什么作者、出自什么期刊的文献；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一本书档次的高低。
唐长安城平面图
参考文献和注释，首先是以“求真”为基础的，同时也因严格遵循规范，具备了唐长安城那样的严谨整齐之美；也会因为引用文献的版本、作者、出处等信息的考究，而最终因学术品味的提升而具有光辉之美。因此，参考文献之美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一本书的生命延续不可或缺的要素。
02
一本好的学术专著，绝不是横空出世的，它一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某个问题有所突破。故而，应体现对前人的尊重，参考文献和注释正是这方面的重要体现，不能草草了事。
在审读稿件时，常发现有参考文献或引文注释信息不全的情况，看似问题不大，实则问题不小。
比如，翻译书的条目，很多人不写译者，殊不知译者也是著作权人，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如果您翻译了一本书，别人在注释时，不写您的名字，只写原作者，您一定也感到不高兴，何况很多翻译书都是名家所译，写明译者是对译者必要的尊重，故而，这并非一件小事。此外，外文翻译书（比如法文译英文的），更要注意写明译者。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
Merleau-PontyM.PhenomenologyofPerceptiom.LandesD(trans.).NewYork:Routledge,.
再比如，很多文献条目的书名中，只写主书名，不写副书名，书名不全，往往很难表达出标题的意蕴，比如，张祥龙的《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如果只写《朝向事情本身》则无法得知该书是一本名家讲演录。书名如人名，人名不能光写姓，不写名，书名也是一样，必须写全，这也是对原作者的尊重。
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北京：团结出版社，年。
再比如，很多论文集中的论文，只写论文作者，不写论文集编者，这也不是一件小事，编者也是付出大量心血的、成就那些论文作者的人，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尊重。
例：林国基：《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载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03
一本好的学术专著应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并服务于研究，参考文献和注释应对研究负责，并且有利于对该领域的求学者、研究者快速、准确地查阅到相关资料并正确引用。
对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梳理该领域的所有前人研究的成果是研究必备的功课和必要的前提。某一段话如果很重要，必然被多人多次引用，相关文献必然被大量阅读。试想，如果一段重要的引文，其引文内容、文献出处有误，在引用时以讹传讹，后果将是多么的严重！
人民网的一篇文章《下台后胡耀邦：我有家庭舍不得一身剐但不做坏事丑事》有这样一段话：
年，我因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在刘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抱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
这段语录实际上是恩格斯说的，选自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却因此长期被很多人讹传为马克思的话，在课堂上口耳相传，并在一些非学术文章甚至学术著作中引用。
此外，有很多参考文献和注释不完整的情况会直接影响读者查阅文献。
比如，只写书名和页码，不写版本和其他信息，很难让读者查阅到文献，因为，同一文献，或同名文献很可能在不同出版社有多个不同版本，尤其是古籍，版本不同，内容大有不同，比如王弼本《老子》的“大器晚成”在帛书本中为“大器免成”。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年，第24页。
再比如，还以翻译书不写译者为例，同一本书，不同译者翻译过多个版本，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蓝公武译本、李秋零译本、邓晓芒译本，风格和内容各自不同，不注明译者，则无法让读者判断是哪个译本，再有，很多译者在学界名声不太好，譬如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和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的译者姜志辉，翻译的就不太理想，这个也会让读者对所引用和参考的翻译书的质量有个基本判断。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美]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年。
再比如，有些人将出版社写成简称，如“三联书店”，是北京的三联书店还是上海三联书店呢，让读者无法判断。
再比如，一般外文文献都要求注明出版地，并且出版地必须是城市名，因为，同一出版机构，不同出版地的图书风格和质地是不同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也不同，这对于读者审视文献会产生影响。
例：Merleau-PontyM.PhenomenologyofPerceptiom.LandesD(trans.).NewYork:Routledge,.（译者是美国人，是在伦敦的劳特里奇出版的，而不是纽约的）
再比如，很多参考文献的期刊论文和论文集中的论文不写论文在期刊和论文集中的起止页码，但这是最基本的信息，是方便读者查阅文献判断文献是否找对的必要信息。
例：林国基：《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载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所以，参考文献和注释的严谨，对于学术出版人来讲是一件关系到命运的大事，参考文献不得其所而书却广为流传,编辑便有“挞于市”的耻感。尤其是内容优秀、思想性强的学术专著，更应有缜密的文献条目和注释支撑，才能真正达到较高的学术层次，才能真正服务于研究，服务于学者，并真正维护作者的权威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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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溪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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