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新闻称：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停的命运，而因为户籍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在就近的公办学校入学。早在今年6月，上海青浦区的十几所“纳民小学”也被全部关闭，无法通过“二次验证”的家长，其孩子在上海也将无学可上。所谓的二次验证，即需要父母一方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之一：持有年之前申办的居住证；持有年以后申办的居住证的，须外加半年社保或连续三年的“灵活就业登记”；或连续三年持有暂住证与“灵活就业登记”。将户籍制度与儿女教育挂钩起来，成为了近年国内大城市“控制外来人口数量”的有力手段。
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里，迈克·戴维斯（MikeDavis)试图对现代非正式居住区的全球模式作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他在一系列案例研究中发现，“20世纪更早时期，乡村贫困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情况被经济和政治障碍所阻止——更重要的是，体制控制了大部分农业人口的城市进入权和城市户口。”
20世纪后半叶，人口流动和非正式城市化的障碍在内战、饥荒、劳动力需求等要素刺激下渐渐消除，以“低标准、高密度”为基本特征的贫民窟在城市近郊处迅速泛滥开来。戴维斯寄希望于政府的介入，通过改建贫民窟或兴建公共住房和政府补贴住房项目，逐渐“消灭“这些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的建筑，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拥有一个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
然而，我们亲历的是另一种“消灭贫民窟”的方式。清退、拆迁、关停学校……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它又演变成了一场控制贫民居住和定居权的战役。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不禁想发问：城市，究竟是属于“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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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究竟是属于”谁“的城市？
文/迈克·戴维斯
译/潘纯琳
节选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标题为编者所取
20世纪更早时期，乡村贫困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情况被经济和政治障碍所阻止——更重要的是，体制控制了大部分农业人口的城市进入权和城市户口。
当然，一个基本的障碍是欧洲殖民主义，其最极端的形式（东南非的英国殖民城市）否认其当地人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和永久居住权。英国一直秉承分化和统治理论，害怕城市生活将使非洲人“失去部落的特征”并心怀反殖民团结的野心。城市移民被《通过法》（passlaws）控制，而《流浪者法令》（vagrancyordinances）规定对非法劳工应处以刑罚。例如，直到年，在种族隔离地区内罗毕，非洲人仅仅被看作临时劳工，不能拥有自己租赁的财产。同样，据卡琳?努鲁（KarinNuru）的研究，“达尔萨拉姆贫民窟的非洲人仅仅被当作临时劳工来接受，并不得不在退休后回到乡下。”在津巴布韦的罗得西亚（Rodesia），非洲人一直到独立前夕才获得自己城里家园的合法权利，而在卢萨卡，一个被规划为“严格按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分区的高度有条理的城市”，非洲居民被看作“或多或少的临时都市人，其在城里的唯一目的是充当政府雇员”。
当然，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把这种体制发挥到其反乌托邦极致。建立在一种殖民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战后南非的法律不仅判定城市移民为非法行为，而且异常残酷地铲除了内城中历史上的有色人种社区。将近10万有色人种被逐出假定的“白人”区，其结果是净城市化比率在年（43％）到年（48％）间几乎没有增长；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人只被允许从城市区域迁出。然而，最终“白人城市，黑人乡村”的理想与大资本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受害者的英勇抵抗相冲突。
在印度次大陆，英国也隔离和监视了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在其对内战期间北方邦（UttarPradesh）城市的杰出研究中，南迪尼?古普图（NandiniGooptu）对殖民官员和重新被给予了公民权的本国精英们把贫民们推到城边和城外的持续努力进行历史编年。特别是最新的城镇改造基金（TownImprovementTrusts）被大量用于从更好的住宅和商业区周边清除贫民窟和搬迁所谓“罪恶之源”，留出环绕殖民者和本国中产阶级区的空间隔离带。同时积极加强《侵占法》（encroachmentlaw），禁止擅自定居和街头贩卖。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增长低于战前统治时期，充其量是断续发展——即便是有着著名的企业精英和纺织品工厂的孟买也增长缓慢，从年到年其人口都没有倍增。
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贫民窟中嬉戏玩耍的孩子们。
尽管他们反感当地大型的城市居住区，但英国人可以说是所有时代最大的贫民窟制造者。他们在非洲的警察局强迫当地劳工居住在城市隔离区和限制区边缘那些臭名昭著的棚户区中。在印度、缅甸和锡兰，他们拒绝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或提供最基本的公共设施给当地居民，这导致大批人死于20世纪早期的流行病（瘟疫、霍乱、流行性感冒），并造成被独立后的本国精英所继承的城市贫困的无数遗留问题。
其他帝国，以其或大或小的努力，也试图限制和惩罚城市移民。少有例外，殖民港口或交通中心几乎没有剩下多少可以导致就业和城市增长的制造业或加工业的价值增值。每个当地劳工都被放逐到贫民窟和棚户区。据最近的历史，刚果殖民政府维持一种相对有效的城市流入控制和一种围绕城镇的触手式管理网络，既抑制了指定渠道的外来小型贸易又抑制了“无政府主义的”住房建设。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让?叙雷卡纳勒（JeanSuret-Canale）提醒我们，在热带非洲，法国紧密控制乡村劳工运动，同时把非洲城镇居民放逐到可怕的边缘。在贫民窟，如达喀尔的麦地那（Medina）、阿比让（Abidjan）的特雷西维尔（Treichville）和布拉柴维尔市（Brazzaville）的波陶波陶（Poto-Poto），街道上“除了沙和泥的巷道外别无他物……充当排水系统的仅有一些阴沟，经常是敞开的或用石板随便盖一下；饮水供应严重不足，公用水管前从一大清早就排起了长队。只在欧洲人居住区才有路灯。过度拥挤对健康造成了极大损害”。事实上，这几乎是普遍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拒绝提供即使是最基本的公共设施给“当地居民区”已经到了吝啬的地步：这尖锐地象征了任何当地“城市权”的缺乏。
但欧洲殖民主义不是唯一的城市增长控制国际体制。尽管兴起于农民革命的赋权，亚洲斯大林主义也试图防止来自乡村的人潮涌入城市。最初,年中国革命向回乡难民和亟需工作的退伍农民军人开放了城市大门，其结果是城市人口不可控制的泛滥：4年内增加了万人。最后，年的新管理控制了乡村食物并严格控制境内移民。同时，政府赋予了城市工人阶级特权，即享受“铁饭碗”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并采用了一种把社会身份联系到一个工作单位的固定成员身份的家庭登记制度（即户口制度）以严格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在深圳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典型城中村“南头古城”。
到年为止，北京市已经使无家可归者移住新居并取缔了大多数城市棚户区，但仍然对非正规乡村移民保持高度警惕。城市和乡村被认为是分离的世界，仅仅在党和政府仔细界定的情况下有所交叉。如果说城市居民有时还会获得官方允许并调到另一个城市，但几乎没有听说过农民获得许可离开他们的社区。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批没有登记的城市移民被遣送回乡，据估计，最多的时候有万人。据勒阿弗尔大学（UniversityofLeHavre）汉学家蒲吉兰（GuilhemFabre）的研究，其结果是城市人口百分比从年20％的顶点下降到年的12.5％。对乡村向城市移民的类似控制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北越，尽管意识形态的反城市主义的高潮首推布尔波特年对金边市民的残酷驱逐。
拉丁美洲也有针对城市移民的可怕障碍。“二战”之前，大多数贫穷的拉丁美洲人住在内城出租房中，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刺激之下，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擅自定居者侵入墨西哥市及其他拉丁美洲城市郊区的浪潮。在城市中产阶级大力支持下，许多国家官方势力对非正规居住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以应对增长迅速的棚户区。既然许多新的城市移民曾是契约劳工（indigenistas）或奴隶的后裔，这种“擅自定居战”通常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委内瑞拉的战后独裁者马科斯?埃万格利斯塔?佩雷斯?希门内斯（MarcosEvangelistaPérezJiménez），是非正规住房的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敌人。三个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作者写道：“（他的）政府解决贫民窟的办法是推土机。在某个指定的清晨，警察和卡车将来到贫民窟；在官员指挥下把居民的家当装上卡车；警察负责制伏那些反抗者；当居民及其家当都被弄到新公寓时，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擅自定居者们被驱逐到加拉加斯（Caracas）郊区，在那里他们被移居到步行街区（superbloques），而他们对此深恶痛绝。
去年11月，北京大兴县新建村被夷为平地。
墨西哥市的传统中产阶级把欧内斯特?乌鲁丘尔图（ErnestoUruchurtu）捧为名人。在其就任市长的整个任期（-，-），他一直在与城里的游荡乡村贫民潮流做斗争。这一潮流是由民主改革党（PRI）“少数人为中心”（DF-centric）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当他在年就职时，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墨西哥中部（CentralMexico）的乡下人“空降”到城市周边。擅自定居区，被称作大众贫民窟（coloniaspopulares），年仅仅居住了微不足道的2.3％的人口，5年中其居民增加到墨西哥市居民的1/4。乌鲁丘尔图决定通过推行伞兵行动（Paracaidistas）来阻止农民流动，赶走街头小贩，反对贫民窟财产所有权和基础设施。正如社会学家黛安娜?戴维斯（DianeDavis）指出的那样，乌鲁丘尔图对增长的控制策略反映了构成其政治基础的种族偏见：“像许多城市居民一样，乌鲁丘尔图指责大批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印度裔——对城市面貌和社会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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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美]迈克·戴维斯著
潘纯琳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ISBN：-7---1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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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污染、腐烂、贫穷的噩梦
一部揭露当代城市真实面貌的著作
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机器，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城市边缘的灰色地带，他们只能生活在危险的山坡上、污水横流的河滩旁、毒气漫天的垃圾场附近……这是全球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正面临的绝望困境。
从开普敦到金萨沙，从卡萨布兰卡到北京，极度贫穷的城市社区或与我们相隔千里，或近在眼前。迈克?戴维斯在本书中提醒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被污染和腐烂包围，蜷伏在泥泞之中——并非都市未来主义者们所幻想的“光明城市”。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已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那些埋藏在巨型贫民窟中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像火山一样在某天突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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