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阶段性成果。作者系项目组主要成员。
一、緣起
作為威尼斯商人世家的一員，馬可·波羅的著作始終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即他對世俗生活的各個細節，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好奇心。因此他的著作也成為我們瞭解13世紀亞洲，尤其是中國社會面貌的最重要的參考文獻。年馬可·波羅一家受忽必烈委託，護送公主闊闊真前往伊利汗國與阿魯渾汗成婚。由於取道海路，所以馬可巨細靡遺地描述了他所搭乘的中國帆船的種種方面。據其所言，這種被稱作“巨舶”（thegreatship）的帆船以體積巨大而著名。同時在船隻結構，運載能力及船隊編制上也有著顯著特點。
幾乎與馬可同時，自13世紀後半葉起，在那些曾經由海路來到中國，或曾遊歷於印度洋東側的西方旅行者所留下的旅行記裡，出現了一個專指“中國帆船”的詞彙——“Jūng”（????，或Jung；部分阿拉伯語文獻拼作Zūnk，????）。這個詞彙首先為伊利汗國的史家所記錄，稍後又通過航行於印度洋、紅海海域、操波斯語的水手向歐洲傳播。從現在留下的材料來看，“Jūng”就是馬可《遊記》中所謂之“巨舶”。研究者普遍同意，“Jūng”是一個漢語借詞，但對其詞源的討論仍存在諸多分歧，這篇小文希望能就此問題略作考辨。
二、關於Jūng（?）的詞源
雖然早在唐代（－）穆斯林文獻中就已經有了關於“中國帆船”經印度洋遠航至波斯灣的記載。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蘇萊曼（Sulaimān）和歷史學家馬蘇第（al-Mas?ūdī,-）均有專章記述此事。儘管中國帆船給穆斯林世界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個時期的阿拉伯－波斯語文獻中，似乎還沒有一個用來指稱“中國帆船”的專有名詞。作者們通常使用的詞是“sufuna?-?īn”（蘇萊曼）或“markaba?-?īn”（馬蘇第），而這兩個詞都來自於阿拉伯語對“中國船”一詞的直譯。
Jūng一詞，最早見於合贊汗至完者都統治時期的宰相、歷史學家拉施都丁（-）所編著的《史集：忻都、信德與怯失迷兒史》一書。其言謂：
關於馬八兒：……通常，來自秦（?īn）和摩秦（Mahā-?īn）的各色寶貨，以及信德和忻都大陸的香料，[由]那些在漢語（zabān-i?īnī）中稱為“Jung”的大船（safā?in-ibuzurg）——：“（它們）好像長有翅膀的山，在水面掠過”，源源不斷地來到那裡。出自那個地區的東西以紅寶石、香料為大宗；采自海中的則有不計其數的珍珠，特別是[出自]波斯灣諸島嶼的；以及通常產自伊剌克（?Irāq）、呼羅珊（??urāsān）以至於魯木（Rūm）、苫國（?ām）和法蘭克（Farang）等等異域殊邦的美麗、多彩、芳香的[商品]，[均]從此地獲得。馬八兒是忻都的衝要之地。
這段記載稍後為一系列波斯史書所承襲。如班納卡提（Banāka?ī,卒於-30）；瓦薩甫（Wa??āf,-）以及哈山尼（Qā?ānī，生卒年不詳，活動於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期間，-）等等。这批文獻構成了穆斯林世界對“中國帆船”新知識最初報導，並成為以後一切討論“Jūng”詞源的起點。
《德胡達大辭典》對“Jūng”一詞是這麼解釋的：
大船（ka?tīwajahāz-ibuzurg），船（safīna）；寫有各種題材的詩歌的書冊；不按一定次序編集而成的詩集。這是一個印地語詞，伊本·白圖泰拼作“junq”；在伊朗稱詩人的抒情詩（g??azal）專集為“詩筏”（safīna，本義為“船”），後來印地語的“jūng”也等同於此意。因為好幾位詩人用其指代詩歌選集。
西方學者中最早討論過該詞詞源的是英國學者玉耳（Yule）。他指摘伊本·白圖泰《遊記》的法譯者將jūng與漢字“船”進行勘同的做法，認為其一定借自馬來語或爪哇語Jong或Ajong（意為“大船”）。邁耶斯（Mayers,WilliamFrederick）在英譯明·祝允明《前聞紀》時，因見“?”字與法語中表示平底帆船的jonque讀音相似，首次提出此二字均借自爪哇語jong。但伯希和在《鄭和下西洋考》一文中，對上述幾種觀點均加以否定。他的結論是：一、jūng與“船”字讀音不合；二、“?”不見於字書；且南海貿易之大舟，常名海舶。三、他指出漢語中之“?”字，殆指艦隊。
伯希和的觀點，似並未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德福（Deofer）在其《新波斯語中之蒙古、突厥成份》一書中，仍舊把漢字“船”當作jūng的詞源，並進一步給出了它在現代各歐洲語言中的拼寫形式。而中國學者則視專業背景分作兩派：古代史學者多仍堅持譯作“船”，也有用“艟克”、“舯”等字來翻譯的，以冀能符合古漢語的表達習慣。而研究大航海時代之後中外關係史的學者則普遍使用“戎克”一詞，這個譯名似是自日本輸入的漢語詞，音譯自15、16世紀之後的歐洲文獻。似完全沒有意識到此名字原為一漢語借詞，且早見於十三世紀的文獻。綜觀上述各家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預設西方文獻中的“jūng”所對應的是漢語中某種船隻的專名，這點限制了他們的思路。
關於此字詞源，我的看法是：拉施都丁關於Jūng一詞來源於漢語的說法是確鑿可信的。jūng正是漢語“?”字的音譯。因為持反對意見者所依據的主要理由就是認為“?”字出現在漢文文獻中的時間要晚於西方文獻。他們一般都將明·馬歡所著《瀛涯勝覽》當作漢文文獻使用“?”字的首例。但檢索史籍，“?”早見於唐人于邵（-）之《送劉協律序》：“南海有國之重鎮。北方之東西，中土之士庶，?連轂擊，合會於其間者，日千百焉。”不過此處囿於對仗，以“?”、“轂”並舉，以喻車船，並不能確知其意。至北宋真宗（-）時張君房編《雲笈七簽》收錄一則道教感應故事，稱有人乘船自三峽出川，“至瞿唐，水方泛溢，波濤甚惡。同?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則是以三艘船為一“?”。而在另外數種提到“?”字的宋代文獻中，“?”字也均作船隊解。
到了元代，“?”字在文獻中出現的次數更頻繁，而其意義也愈加明確。朱晞顏（字名世）曾於至元辛卯（）年間，隨漕船泛海至燕京。後撰《鯨背吟集》錄詩三十餘首，皆為描述海上行舟生活者。其中有四首提及“?”字：
《尋?》：萬艦同?在海心，一時相離不知音。夜來欲問平安信，明月蘆花何處尋。
《出火》：前?去速後?忙，暗裡尋?認火光。何處笙歌歸棹晚，髙燒銀燭照紅妝。
《櫓歌》：浪靜船遲共一?，櫓聲齊起響連空。要將檀板輕輕和，又被風吹別調中。
《分?》：髙麗遼陽各問津，半洋分路可傷神。風帆相別東西去，君向瀟湘我向秦。
在這幾章詩中，“?”皆指由數目不等的船隻所組成的船隊。“萬艦同?”似指全體船隻聚集一處，泊於海中。而“前?”、“後?”為運送漕糧的船隊在行進途中組成的較小的船隊，彼此以燈火為信號保持聯繫。“分?”則指因目的地不同，將以規模較大的船隊分散成若干支小船隊。此外，元代官方文書《南台備要》中有：“此間邊江（疑為“江邊”）撥腳鐵頭大船，結?運至上江發賣，拒敵巡哨軍船，殺害軍官人等，歲歲有之。”《經世大典·大元海運記》則云：“至元十九年，剏開海運。每歲糧船於平江路劉家港等處聚?（下略）”等“結?”、“聚?”均指單艘船隻結成船隊，“?”逐漸成為用以指稱船隊的術語。
而對於進行遠洋貿易的海船，元代政府也對其編制有所規定。至元二十八年（），燕公楠（時為江淮行省參政）曾向忽必烈奏事，報告忙兀台、沙不丁違例抽解舶貨，造成市舶管理混亂。元廷根據其建議，於至元三十年（）頒佈首部市舶條例。其中規定出海船舶“每大舡一隻，止許帶小舡一隻，名曰‘柴水舡’”；延祐元年改訂市舶條例增作：“柴水船”、“捌櫓小船”各一。市舶司條例的這項規定，使得由一艘大船，輔以數艘小船共同出海的方式，成為元代遠洋海船的基本編制。西方旅行家的記載大致與之相同，如馬可·波羅行紀中所載：“那些大船（greatships）均攜二或三艘此種大柴水船（tenders），其中之一較餘二艘為大；更有十來艘我們喚作小舸（boats）之小船，操持下錨、捕魚等事，以種種方式輔助大船。”雖其所記船隻多少與元代法令所載有出入，但高榮盛先生認為當時至元法尚未頒佈，故船隊規模未受限制，其說可從。伊本·白圖泰則謂：“每一艘大船都有二分之一大小、三分之一大小和四分之一大小三[艘小船]伴從。”
與此相關，元代文獻也開始把“?”作為表示一支船隊的量詞。《元史》載，英宗至治二年（），王艮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為船六?，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又元統二年（）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船下番，為皇后營利”。這兩處所提及的“?船”均為由元政府出資裝備並下海貿易，旨在為皇室謀利的“官本船”。除從事商業活動外，它們有時也負有運送使臣等外交使命，如元代海運千戶楊樞即是一例。
因為由政府出資，這些船隊往往規模較大，聲勢喧赫，自然也更容易為異邦人士所關注。所以這個時期波斯－阿拉伯文獻中留下的關於中國帆船的描寫中，“jūng”多與通商或遣使活動有關；與元代漢文文獻中對“?船”一詞的使用情況相符。《瓦薩甫史》稱怯失島（Kī?）領主札馬魯丁（Jamālal-Dīn，在文獻中常稱其尊號“蔑力·伊斯蘭”而不名）之子法合魯丁（Fa??ral-Dīn）作為合贊汗使臣，自中國返航時，其船隊由23艘Jūng組成，如按元代的習慣譯為漢語，當作：“發船二十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拉施都丁正是在介紹怯失島領主札馬魯丁事蹟的章節中，談及中國“?”船的。這段文字應該引自怯失島當地的歷史文書，源於札馬魯丁家族搭乘“?”船的親身經歷。最早將jūng一詞引介入波斯語的人，很可能是從抵達南印度或波斯灣的中國水手那裡聽到“?”這個詞語的。但很顯然jūng首先被波斯人用來稱呼航行於印度洋－波斯灣海域的大型中國帆船，而“?”在漢語用來作為船隊單位的本義失落了。隨著時間推移，它甚至還按阿語語法具有了單複數形式，伊本·白圖泰說jūnk為單數，junūk為其複數。明初，也門拉士黎王朝（RasulidDynasty,~）史家馬克里齊（al-Maqrīzī）就記錄了年“數艘?船（?idatzunūk）自中國到達印度海岸”的事情；而與之對應的漢文文獻則記錄道，這是一次“分?”（尤言分遣艦隊）航行的行動。
（此处据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小艳老师建议修改）
三、結論
以上我們討論了13世紀以降西方文獻中的“jūng”（?）一詞的詞源，在辨明瞭“jūng”（?）是西方文獻中對中國帆船的專稱以後，我們可以很方便地將中國帆船的行跡從相關史料中辨識出來，也就使我們可以重新考察當時中國帆船的活動範圍及歷史功能。
另外還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在這些文獻中“jūng”（?）僅指大型中國帆船，而協從其航行的輔助性船隻；或按西亞風格建造的帆船則不稱此名。例如伊本·白圖泰搭乘小船去廣州（?īnkallan）時，使用是markab而非jūnk，他還附加了一句解釋稱：“這船類似於我們的戰船。”而怯失島的法合魯丁自元廷返航時，他和使者們（īl?iyān）所搭乘的船隊由23艘配備有寬大船帆的?船，以及其它一些滿載了財寶的“私舶”（Jahāzat-i??ā??）所組成。作者僅計入構成船隊核心的大船的數目。那麼讓我們再回到馬可·波羅《遊記》，他說：“（元廷）復為伊利汗妃（queen）配備了十四艘帆船，每艘具四桅，多數時間張十二帆以行。”恐怕指的也只是船隊中的“巨舶”數目。因為馬可回程時的使命和地位均與伊利汗特使法合魯丁相當，甚或更高，元廷所派出船隊規模自然也應該與其大致相當。
（原文刊载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为方便阅读，已省去所有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邱轶皓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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