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地的发掘与研究
AStudyonVohemarAncientTombsinMadagascar
孔令远李艳华
KONGLingyuan,LiYanhua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
邮编；
qq. 武黑马尔墓群中发掘的器物大部分原收藏于法国人类博物馆(demusedel’Homme)，后转让给布兰利博物馆（museeduquaiBranly）,还有二十余件藏品现藏于法国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HistorymuseumofNimes)[]，另有近三十件器物藏于马达加斯加首都安他他那利佛考古博物馆（ArchaeologyMuseumofAntananarivo）。收藏于法国人类博物馆（demusedel’Homme）的大部分出土材料已收录于法国人类博物馆出版的《马达加斯加考古》（ArchaeologieMalgache)一书[]，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马达加斯加北部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种发达的文化存在，被称为拉西卡吉（Lasikajy）文化。武海马尔古墓群是拉西卡吉（Lasikajy）文化的典型遗址，该墓群出土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瓷器、铁制兵器、金银首饰、玻璃、铜镜、贝壳汤勺以及软石器等。一些器物明显来自中国，如瓷器，一些是在马达加斯加当地制作，但也有明显的古代中国特征，如铜镜、石鼎锅等一、武海马尔墓地概况此墓地占据了一片非常广阔的土地。现有的武海马尔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只是扩展了很多。年的发掘被选定在城东的一片废弃的椰树林里进行，初次探掘是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此墓地划分为A,B,C,D,E,F,G,H八个片区（图2）。图2武海马尔墓地分布图
这些墓严格遵循东西朝向的布局，其中大部分墓穴的周围都或多或少用垂直的石板围护着，这些石板有些是用一种含沙量很高的灰浆制成，有些是一种珊瑚灰岩的复合体：平均大小是：两侧石板长1.8米，宽0.7米，厚度大约8厘米。在被清除了植被后的地面上，这些石板露出地面的部分约10厘米，因而可以轻易辨识出墓口（图3）。
图3露出地面的墓石板
成人的遗骸一般被埋在深度为1.5米至2米的土层，儿童的则相对更靠近地表。然而任何的泥土下陷和根茎渗透都未曾改变过尸骸的原始位置，它们一直都埋在墓的右侧，头朝东，目视北方，四肢拉平，手背靠骨盆，双脚并拢。尸体包着裹尸布，外面还裹着竹席，这使得很多骨碎片能够被收集。如同尸体的姿势按同一的姿势摆放一样，陪葬品也按固定的位置布置，有的遵循特定规则，依各自用途不同摆放，有些根据安葬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而各有不同。
随葬品的摆放有着固定的位置，如刀尖朝东的铁制尖刀会放置颅骨边上，瓷碗或红玻璃珠会放在前额或枕骨部位，青铜镜、铜针及装眉墨的长颈瓶会摆在额前（女性墓中），贝壳制成的勺具放在下巴下方或颈后部位，玛瑙珠链或水晶石链子挂在脖子上，军刀或短刀放在胸前或沿着股骨（男性墓中）放着，刀尖朝东，沿着肱骨有一把铁刀，手腕上有铜质或银质的护腕，手指上带有不同的戒指，踝骨上有链条，最后，在足部后方有一口绿泥片岩的鼎锅，一般倒翻着摆放，有的有盖子，有的没盖子，值得注意的是，石鼎锅一般都在比别的物品明显更靠近地表的地方被发现，甚至出现在距地表只有四十多厘米的地方。一般墓中尸体的姿势及随葬品的位置（图4，根据P.Gaudebout的速写图得出）。
图4武黑马尔一座墓的平面图
a：青花瓷碗；b：贝壳勺子；c：小瓷碗；d：军刀；e：护腕；f：戒指；g：石鼎锅和它的盖子；
在年挖掘的个墓中，近三分之一只有骨骼，没有发现任何陪葬品。（图5）
图5只有人骨架，没有随葬品的墓骨骸测定
出土的骨骸后来大多数都已经遗失了，特别是寄放在武海马尔一个寓所的那部分，一个临时管理员的妻子接受不了每天看守骨骼的任务，就把它们全给扔了，现在已经再也无法找到了。由发掘者寄往马达加斯加学院并移交给位于巴黎的法国人类博物馆检测的一部分骨骸残片，已经托付给了P.Marquer和R.Hartweg，这是一些极其平凡的骨片，运输中遭到损害，经常因包装粗心而不齐全。这使得解剖学家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这批提供研究的共计有十几具骨架以及71个头骨，其中63个男性头骨，6个女性头骨，2个儿童头骨。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头骨有从畸形的超级短头到长头的各种形状。从整体上来看，颅盖高度中等，前额微凸，十分窄，脑容量低（低于马达加斯加现有的下列人种：Betsileo,Sakalava，Merina和Chamla）。患有Plagiocephalie（一种脑部风湿病，大脑壁层不对称）。大脸，下颌有力，扁鼻特征占主导，尤其在具黑人特征的女性群中，有长鼻子的比例很小，不超过4%。
从病理学角度来看，存在颅骨缝合上的经常性滞后；风湿病、梅毒、骨髓炎、龋齿是很罕见的，但牙龈损伤却很常见。从整体上来说，个体身材都比较矮小。
上述材料表明，埋葬在武海马尔墓群的人们具有黑人特征（长头，凸颌，扁鼻），带有黑人基因（眉弓发达，鼻根凹陷），而且有蒙古人基因（宽脸，颧骨突出），但没有印度尼西亚人的特征，也没有一点阿拉伯人特征，这点似乎出乎人们的预料。
根据武海马尔墓中骨骼的放射性碳元素C14测定可以推断它们已有-年的历史(VernierMillot,)，这是由鲁汶大学（Louvain）给出的C14年代测定数据。在许多拉西卡吉文化遗址考古地点发掘的人工制品都产于公元10至16世纪。这些物品显示在欧洲人于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早期登陆印度洋大陆之前，拉西卡吉文化在马达加斯加就已存在。
二、墓葬形制年的挖掘工作主要在以下个墓穴中进行：A墓葬区——9个墓穴，B墓葬区——78个墓穴，C墓葬区——个墓穴，D墓葬区——38个墓穴，E墓葬区——6个墓穴。
出土器物有各类珠宝，化妆用品，陶瓷器皿，兵器和工具，以及其它。
年的发掘共出土了余件物品或残片，这里首先介绍有代表性墓葬的形制特点，并选择陪葬品最为丰富的两个墓葬进行详细描述。
武海马尔典型墓葬的形制特点：
石板墓：垂直的石板曾被视为阿拉伯古墓的典型特征。在武海马尔那些较好的墓穴中，共有4块石板垂直埋在土中，它们高出地表10厘米左右，形成一个东西朝向的长方形。侧面的石板平均长约1.80米，宽约0.7米。
通常，长石板被两或三块并排放置的小石板代替，甚至在侧旁没有石板，只在头与脚处各放置一块，有时候骨碎片只显示出一个墓穴的存在，里面什么物品也没有。这些石板的制造材料极为丰富：在D墓葬区，发现了一种灰黑色的珊瑚灰岩混合体，上面有许多小洞，并有鲜艳的珊瑚和小贝壳夹杂其中。
在A、B、C、E墓葬区，石板似乎是用一种含沙量很高的灰浆制成。
骨骼：尸骨一般位于墓穴的右侧，头朝东，脚朝西，脸朝北。由于尸体腐烂和地球引力的缘故，通常俯卧，很少仰卧。胳膊伸直，双手并于髂窝。双腿伸展，双脚并拢。
尸骨在墓穴中的摆放位置：
有的尸骨也并不垂直于墓穴摆放，而是放置于墓穴壁龛中，或朝北，或朝南。根据当地搜集的资料，这一习俗在马达加斯加沿袭至今：死者右肩位于一个称为“Tarabintsy”的凹处侧躺。男性常位于北面的壁龛，女性位于南面的壁龛。这种墓葬形制与我国一些地方回族墓葬形制相似。
裹尸布：死者在埋葬之前要裹上裹尸布在裹上席子。当然，裹尸布都已经腐烂，只在明净的沙子上留下存在的痕迹。发掘中找到了一条深色的很薄的带子，带子已断成两截，完全缠绕着尸骨。之所以能够收集到这些小的裹尸布样本，要归功于其靠近的金属制品使其免于完全氧化腐烂。
两个典型墓葬的介绍。
C48：在距脚约4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石制鼎锅的毛坯。发掘的随葬品还有：1、头颅后面：两个画有山水图案的明代青花瓷盘；2、额前：有一面铜镜，一个用来盛放眉墨的玻璃双耳尖底瓶；3、额头周围：有缀有两个银环的精致铜项链；4、脑袋下方：有长条形或菱形的玛瑙；5、左侧手臂上：有一条铜手链；6、右侧手臂：有两条银手链；7、双手：16个种类各异的戒指，其中有一个为白玉质地；8、靠近膝盖处：3个贝壳勺子和一对雕刻刀；9、胫骨处：有铁制长条形物品残片；10、其中一个踝骨：大的银链；11、脚旁：1个带盖的石鼎锅，1个无盖且已破碎的石鼎锅，1个没有相配鼎锅的无柄鼎锅盖。
C58：发掘的物品有：1、一个银环；2、一个手链；3、两个小银手镯；4、4个戒指；5、颈后有一个贝壳勺子；6、胸前抱有一个玻璃瓶；7、额前有一根用来蘸眉墨铜针；8、一个鼻环（穿过鼻窝的圆环）；9、环绕着踝骨的一条精致的长金链子；10、一个骨头雕刻的小盒子；11、头旁边有一个中国的小瓷碗；12、脖子旁边有几颗玛瑙串珠；13、一个有盖的石鼎锅
上面列举的出土物品清单来自两个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墓穴。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一次挖掘的个墓穴中，有超过80个墓穴没有任何陪葬品。
三、普通随葬品介绍许多人都沿用古代流传下来的墓葬习俗，将珠宝、兵器及其他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物品与死者一同陪葬，以在冥间继续使用。要知道，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是严格禁止随葬任何器物珠宝的。而部分中国回族商人的汉人亲属，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伙计，在葬俗上会受到汉人厚葬习俗的影响，会放置一些日常生活器具于墓葬之中。所有物品的摆放似乎都有严格的规定，从对某些墓穴挖掘中得出的经验可知，石鼎锅和其它餐具等会放在相对固定的位置。在此将陪葬品分成三类：
a.兵器和工具；b.随葬器皿；c.衣物和首饰
a，兵器和工具
这些器具均属于铁器，并已完全锈掉。锈和沙子的混合物附着在金属上，勉强还能判别物件的形状：
（1）军刀。放置在身体一侧，与胸部平行，刀尖朝东，刀片约2指宽，70厘米长，成直线形。刀柄基本腐烂成粉末状，少数残存的刀柄似乎是木制的。有些用两块木头组合而成的刀柄用两个铜铆钉固定，并没有贝壳的残留痕迹。
（2）短刀。它们的摆放和军刀一致，也有些放于腿边。刀片呈直线型，中间隆起，逐渐变尖，有点类似60厘米长的柳叶刀。部分短刀保存完好，有点类似中国兵器。
（3）针。它们通常置于脸颊前，尖端朝东，位于鼻子前。部分针被放置在垂直于头颅东侧10厘米的地方。这些针长约20厘米，似乎成圆形。这些细长的针似乎还装有把柄。
（4）切刀。类似于切糕点的刀，有些切刀极具特色：C墓葬区56号墓的切刀，在刀柄的下方有一种铜制的环状物，有点类似于马蹄；该区的52号墓穴的切刀也有环状物，将其环绕的装饰物可能是羊角；同为该区的59号墓的切刀有角状刀柄。
（5）剪刀。
b，随葬器皿
即使是最简陋的墓穴也有用泥土烧制的陶罐（sajoa），而那些随葬品丰富的墓穴则有十分完备的餐具。遗憾的是很多器具都被打碎了，这可能反映出毁器风俗，是埋入墓葬前故意打碎，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中国瓷器及石鼎锅单独在第四和第五部分介绍）
1、陶罐。这是一种泥土烧制的没有边缘的球形容器，可以确定它是将一个球形罐沿着平行线切割而成。这些陶罐有儿童脑袋般大小，被反过来放置在死者的脚上方，极少位于头上。陶罐底部有明显的被火烧过的痕迹，大概在罐子里面煮过食物，用于在死者入土时的一个吃饭仪式。
2、各种各样的陶碗。这些陶碗都上了釉，呈单一的蓝绿色，淡黄色或三色（绿、黄、黑），碗底因为潮湿已被溶蚀。这些碗，直径约15厘米，或放于头颅顶部或置于胸前。
3，带双耳的碗，上有白色的釉，饰有金黄色图案，上面的文字还有待辨认，这些文字类似于年代较远的盘子上的文字。这些碗的里层没有光泽，碗底却光彩夺目，饰有带茎的太阳花或雏菊。最初这些花朵应是金黄色的。
4、酒瓶和烧瓶。有一个墓穴出土各式各样的烧瓶和酒瓶，遗憾的是，大部分瓶子都被泥土压坏了，这些玻璃碎片甚是精美。仅有一个大的酒瓶保存完好，瓶子下半截十分宽大，瓶颈迅速变得细长，瓶口圆润。该玻璃质地是半透光的，呈浅绿色，精美至极。该酒瓶，高约20厘米，极为轻巧。其他较为厚实的瓶子保存完好，烧瓶呈圆形，有点像石榴的形状，但更为扁平，瓶颈很宽，呈蓝色或深绿色。烧瓶的底座被细心雕琢，大部分的烧瓶置于头边。
5、勺子（图6）。勺子是学者们从一种称为鹦鹉螺的贝壳上小心地切割下来的。勺子的顶端是尖的，勺身为喇叭形，细窄的勺柄使得人们可以用两个指头将它捏住。勺子的大小也多有变化，大的相当于一把大勺，小的仅有5厘米长。中等尺寸的勺子最为常见，约7至8厘米长，较为少见的是勺柄呈半圆形形状的。几乎所有的勺子都挨着脖子，或在颏下或在颈后。其中一个勺子放在一个盖有鼎锅盖并装有石灰的石鼎锅里，由于土壤的湿润以及大量的椰树根使得这些脆弱的物品裂成两半。图6用鹦鹉螺磨制的勺子
C,装饰品
没有任何衣服的残片被找到，除了一些纺织品和席子的碎屑，这些已在“裹尸布”这一段落中有分类和描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珠宝和作为首饰的物品数量却很庞大。
（1）铜镜（图7，图8）。共发现21面镜子，镜子的直径在9-18厘米之间，大部分镜子的直径在12厘米左右。镜子呈圆形，很可能是用铜打制的，平放在额前，正面很平滑，贴在头上；其中一面镜子有平方厘米大小，精致光亮。镜子的反面中心部位有钮，其中一面镜子还留有一段细绳，有一两面铜镜的圆圈里隐约可见几何图案（也可能是文字）。在对镜子进行清洗后露出了淡红色的外观。
图7铜镜（赵冰拍摄）
图8铜镜（赵冰拍摄）
（2）针。针充当描眉笔的作用。其中一根针在盛放眼影粉的双耳尖底瓶中发现。
（3）盛放眼影粉的双耳尖底瓶。
（4）各种银链饰。主要佩戴在身体的四个部位：额前,手腕处,脚踝处,胸前。
（5）戒指。数目繁多，种类多样。有金戒指（少量），银戒指（普遍），铜戒指（少量）和半透明材质的（少见）。最后一种有点像白色或浅红色的玛瑙，但又像玻璃一样半透光，很可能是无色的玉石。
（6）手镯。几乎所有的手镯都是银制的。这些手镯都有封闭或开放的卡环，这样就导致手镯末端鼓起，没有任何花纹。仅发现一个金手镯和几个螺旋状的手镯。这些银制的链子被称为“手链”。所有这些物品都佩戴在手腕上，没有一样在手肘或脚腕处。
（7）项链。各种各样的项链，大多为佩戴在脖子上的项链。大部分的项链是由玛瑙或石英制成的，但也有玻璃或陶制的，同时还有珠子制成的项链和手链。
四、中国瓷器青瓷：
龙泉窑青瓷盘，元代
图9a，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盘口直径19.6厘米，高3.7厘米，盘底直径7.5厘米。宽沿，平口，卧足。盘内中央压印有大雁衔枝纹。盘足和盘底部有火石红。元代。（赵冰拍摄）
以下法国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武海马尔出土瓷器资料均采自简埃米、克洛德：主编《印度洋研究》第46-47辑：马达加斯加武黑马尔墓地研讨会专辑，法国巴黎，年。第91-页。
图9a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盘口直径19.6厘米，高3.7厘米，盘底直径7.5厘米。宽沿，平口，卧足。盘内中央压印有大雁衔枝纹。盘足和盘底部有火石红。元代。（赵冰拍摄）
图10a，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盘口直径32.7厘米，高6.1厘米，盘底直径16.8厘米。盘口外折出，平沿，沿口为莲瓣形，腹壁斜内收，呈放射状菊瓣纹，矮圈足。盘内印有折枝牡丹纹，盘足底部有火石红。元末明初。（赵冰拍摄）
图10b，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盘口直径32.7厘米，高6.1厘米，盘底直径16.8厘米。盘口外折出，平沿，沿口为莲瓣形，腹壁斜内收，呈放射状菊瓣纹，矮圈足。盘内印有折枝牡丹纹，盘足底部有火石红。元末明初。（赵冰拍摄）
青白瓷：
青白釉褐斑彩葫芦形执壶，元代。（图11）
共挖掘了两个此类物品，浅栗色的葫芦形执壶，色泽艳丽，手柄和壶嘴都已经损坏。
图11青白釉褐斑彩葫芦形执壶，元代。
青花瓷：
青花碗，景德镇窑，明中期（图12，13）
青花碗的直径约12厘米，高约6-8厘米，有些是圆形的，其他的呈喇叭口。毫无疑问，它们大都来自景德镇，上有深蓝或浅蓝的图案，包括麒麟、狮子、龙、花卉等装饰花纹。碗底款识，有的带有吉祥语文字，表达了对健康、幸福等的美好祝愿。这种青花碗通常放在头颅顶部或锁骨下方。
图12a，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碗口直径15厘米，高5.8厘米，碗底直径5.7厘米。碗外壁绘有缠枝花卉纹和佛教八吉祥纹，底饰一圈如意云头纹。碗内饰有花卉纹。明代前期。（赵冰拍摄）
图12b，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碗口直径15厘米，高5.8厘米，碗底直径5.7厘米。碗外壁绘有缠枝花卉纹和佛教八吉祥纹，底饰一圈如意云头纹。碗内饰有花卉纹。明代前期。（赵冰拍摄）
图13a，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碗口直径15厘米，高6.5厘米，碗底直径5.5厘米。碗内中央绘有张骞泛槎图，碗外壁绘有四人骑马图，四朵如意云纹和三簇花草。明代中期。（赵冰拍摄）
图13b，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碗口直径15厘米，高6.5厘米，碗底直径5.5厘米。碗内中央绘有张骞泛槎图，碗外壁绘有四人骑马图，四朵如意云纹和三簇花草。明代中期。（赵冰拍摄）
青花盘，景德镇窑，明中期（图13）
和碗一样，饰有青花纹饰，写有汉字，有的写在边口的花纹上，与花纹混在一起。麒麟或狮子是使用最多的装饰图案。
图14a，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盘口直径14.5厘米，高3-3.2厘米，盘底直径7.2厘米。盘内底中央绘有花卉纹，盘底有“天下太平”吉语款。明代中期（赵冰拍摄）。
图14b，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盘口直径14.5厘米，高3-3.2厘米，盘底直径7.2厘米。盘内底中央绘有花卉纹，盘底有“天下太平”吉语款。明代中期。（赵冰拍摄）
碗和盘通常置于死者的头或胸部的位置，从来没有低于手的位置。
景德镇窑青花瓜棱梨式壶，明代前期。
41.1.52（马达加斯加Antananarivo考古博物馆），壶身高10.2厘米，壶口直径2.2厘米，壶底直径2.4厘米。壶身呈六瓣瓜棱状，壶身绘有花卉纹。明代前期。（图15）
图15，41.1.52（马达加斯加Antananarivo考古博物馆），壶身高10.2厘米，壶口直径2.2厘米，壶底直径2.4厘米。壶身呈六瓣瓜棱状，壶身绘有花卉纹。明代前期。
漳州窑白瓷：
漳州窑白瓷碗：
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碗口直径14厘米，高7厘米，碗底直径5.3厘米。碗身布满冰裂纹。明代晚期。（图16）
图16a，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碗口直径14厘米，高7厘米，碗底直径5.3厘米。碗身布满冰裂纹。漳州窑，明代晚期。（赵冰拍摄）
图16b，E（尼姆自然历史博物馆），碗口直径14厘米，高7厘米，碗底直径5.3厘米。碗身布满冰裂纹。漳州窑，明代晚期。（赵冰拍摄）
武海马尔部分出土瓷器的款识(图17)
图17，武海马尔墓地部分出土瓷器的款识
素三彩陶瓷罐，明正德-嘉靖（图18）。
图18，素三彩陶瓷罐，明正德-嘉靖
五、石鼎锅它们通常有三只脚，有的有盖子，盖子上有球形把手。这些当地产的石鼎锅是用锥子将绿泥片岩挖凿而成，并在鼎锅边雕花装饰。它们位于死者的脚跟上方或紧挨着脚跟，通常是盖在脚上。这些石鼎锅外层有火烧过的痕迹，鼎锅内有薄薄的残渣。有一两个较为特殊的石鼎锅，有盖并且立着，高约12厘米，摆放在头边（D.36号墓穴）。有不少石鼎锅是全新的，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鼎锅内亦无食物。这些鼎锅都为三足，只有一个鼎锅（D.13号墓穴）为四足。这些足的高度与鼎锅身的高度相近，但也有的鼎锅足很长（C.49）。这些鼎锅的表面装饰有花纹图案，如鼎锅的侧面，鼎锅盖和锥形手柄的边缘都饰有弦纹。鼎锅盖通常凸起，平鼎锅盖极为罕见。（图19-22）图19石鼎锅图20石鼎锅
图21石鼎锅
图22石鼎锅
这些石鼎锅的形状各异，大的直径有30至35厘米，其它的略小些，并无统一规格。完整的有盖的鼎锅很是少见，它们或许价格不菲。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许多墓穴并没有鼎锅，尽管有类似的陪葬物品替代；另一方面，有的墓穴尽管有石鼎锅作为陪葬，但是是未完工的（不成圆形），或不完整的（没有鼎锅盖），断了一两只鼎锅足的，或者鼎锅足还未雕刻好的（非常短），还有一种很有意思，即有明显的修复过的痕迹。许多裂开的鼎锅都用扁平的铁片围圈着，类似于箍桶用的狭长铁皮条（例如C.12）。有一个鼎锅盖只有部分残余，另一个则有修补过的痕迹，就像现在的搪瓷或陶瓷修理工所做的一样（C.60号墓穴）。
这些易碎的石鼎锅并不作为日常使用，而仅仅作为葬礼用品，和墓葬中出土其他一些器具一样，它们是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的冥器。
石鼎锅和石杯都是用一种材料做的：绿泥石片岩或叫皂石、滑石。这种材料全世界到处都有，但是只有马达加斯加人才使用它来制造随葬器皿。贝壳勺子也只有在葬礼陈设中的使用，这是具有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风格的器物，它们都是用印度洋常见美丽的鹦鹉螺的贝壳做的，应是在当地生产。使用绿泥石片岩来制造随葬器皿是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群最显著的特点。绿泥石片岩是一种特殊的岩石：采矿十分容易，当新鲜的时候它潮湿、松软，所以容易切割，干燥后会变硬。它们一般是软的，跟脂肪或肥皂一样；所以它们名称很多：皂石，肥皂石或猪油石。白色或灰色，根据氧化铁，氧化铝含量不同，这种石头会呈现红色，石灰，或绿色。它们非常易碎，所以雕刻需要特殊的技巧。它们有不同的品种，几乎在全世界的所有地区都有，也被人类使用来制造各种各样的物品。它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很丰富，以及在印度或美国都有，它自远古以来被广泛使用：如做成护身符（甲虫）、模具、印章、杯子等等。在中国，有许多雕像是用皂石雕刻的。在马达加斯加“绿泥石片岩”储存量很多，特别是Vohemar地区，被广泛地开采。
Rasikajy文化的人们非常喜欢绿泥石，但它的作用不太多。他们只使用它来制造大盆，渔网的压舱，特别是葬礼陈设（如石杯，石鼎锅等）。
完整的石鼎锅非常少。它们只是在最富有的坟墓中被发现。它们通常被倒置在死者的脚旁，有的有盖子，有的没有。有的有使用过的痕迹，可以看到底部有烟熏的痕迹。关于罕见的大杯，它们也只是在最富有的坟墓发现，它们太厚，太粗糙，不具有日常使用价值。只在葬礼陈设中的使用。它们通常被打破，可能是为了对死人表示敬意而故意打破的。这与石鼎锅的情况相似。
武海马尔的坟墓中石鼎锅的造型与中国古代沿用很长时期的鼎（以及后世的鼎锅）十分相似，武海马尔墓群显示Rasikajy文化有着与中国古代类似的丧葬仪式。比如厨房用具（如碗、盘子、汤匙等餐具）被放置在死者上半身的位置，青铜镜已安放在额头，用于驱邪避鬼，也为死者在阴间带来光明。铜镜、石鼎锅等随葬品埋入墓穴之前似被砸坏，这与中国古代丧葬礼仪中的毁器习俗相似。
六、武海马尔墓地与中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武海马尔墓群发现的大部分中国瓷器为15--16世纪的器物，拉西卡吉人（Lasikajy）的随葬器物有许多是明代的中国器物。该墓群出土一百余件容器、大量的陶瓷碎片及一些其他物品。由于武黑马尔墓地墓穴都是东西朝向，尸体的头颅面朝北方（麦加方向），多数学者据此推测他们是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教徒。然而，按照穆斯林的教规，绝不允许在墓中放置任何日常生活用品。由于墓中出土许多元、明时期瓷器，我们认为部分有较多随葬品的墓主人可能是元明时期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东南亚的色目、回回族商人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或武海马尔当地土著，如妻妾、随从、伙计等，汉化的穆斯林或者受穆斯林影响的汉人在葬俗上可能会兼容并蓄，既接受一些中国传统丧葬礼仪影响，视死如生，厚葬死者，放入日常生活用品在墓中，同时也会接受一些穆斯林丧葬习俗，如，死者的脸要朝向北方（当地看麦加的方向）。据《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一书介绍，中国穆斯林埋葬的特点是，“首先在坟地挖一个长约2米，宽1米多，深2米多的明坑，然后向一侧再开一窑洞，高约1米，长、宽以能安放亡体为准，一般还要在窑洞内放些香料，以防虫蛀，窑口用土坯或砖堵死，有的再加上一块大于洞口的木板或石板，最后把明坑回土填实，上面留有坟头”[]。武海马尔墓地有许多墓葬是类似的形制。
武海马尔墓地有的尸骨并不垂直于墓穴摆放，而是放置于墓穴壁龛中，壁龛或朝北，或朝南。根据当地搜集的资料，这一习俗在马达加斯加沿袭至今：死者右肩位于一个称为“Tarabintsy”的凹处侧躺。男性放置于北面的壁龛，女性放置于南面的壁龛。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国一些地方回族的墓葬形制相似。武海马尔墓地的死者在埋葬之前要裹上裹尸布，并裹上席子。当然，裹尸布和席子都已经腐烂，只在纯净的沙子上留下了席子和布的痕迹。发掘中找到了一条深色的很薄的带子，带子已断成两截，完全缠绕着尸骨。之所以能够收集到这些小的裹尸布样本，要归功于其附近的金属制品使其免于完全氧化腐烂。
世界各地穆斯林教徒都遵循着相似的丧葬礼仪，一般当天就埋葬死者，把亡者洗净，裹上白色殓衣，置人棺木，再将棺木放进土穴。由毛拉在棺木前诵经。在坟中放人《古兰经》片段，在墓中死者的脸要朝向麦加。
出生于航海贸易世家的明代泉州著名回族学者李贽在《续焚书·李卓吾先生遗言》中写道：“倘一旦死，急择城外方阜，向南做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即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李贽所述即为其家乡泉州回族的丧葬习俗，如：“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做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的墓穴长、宽、深规格，以及“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这是指向墓壁一侧掏挖壁龛，将尸体放置龛中。“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李贽所述与部分武海马尔墓葬将死者葬入壁龛和用竹席、白布裹尸的葬法基本一致。
马达加斯加的墓葬品中包括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器物，比如贝壳勺子，三脚石鼎锅和底座为绿泥片岩质的盆，其他一些很常见的物品（珍珠、戒指、护腕、青瓷及青花瓷器），在同时期印度洋沿岸的所有港口地方都发现了同样的随葬品。
清代著名回族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对回族墓坑做法有详细描述：
“葬之前一日，命工穿圹（坟），其深随宜。(圹之深浅，量地所宜。地土坚者，宜浅，四五尺可也。地土松者，宜深，一丈以外可也。总以穿穴不崩为定，以圹底无水为止）长六尺，广三尺。离底只许，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长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内深二尺，长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圆如弓背，下方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圹得泉，另穿之。凡遇土松或沙地，不可穿穴，则穿直圹，深广如土。造石为椁，围砌圹下，中深三尺，长五尺，广二尺，上加石盖，底不用石。无力造石，以木造之，忌用陶砖。”
四川回族人的坟墓都是南北方向。坟坑的制作，大致为二种，一种是选向阳、干燥、土质坚硬的山地，先挖一个长、宽、深均约2.5米的直坑（俗称明堂、明塘），从明塘底部向北方或明塘西壁再挖一长2.2米，宽70公分，高约1-1.5米的穹形墓穴即成，俗称“窑子”（“热合提”）。这在四川凉山、攀枝花、阿坝等地较多，和西北回民的坟坑制作大体一致。一种是在土质疏松，无法挖“窑子”的地方，挖一个长约2米，宽约70公分，深约1.5米左右的长方形直坑。墓穴内四周用石板墙或石条，石板上预先刻上或临时写上“读哇”（《古兰经》文），上用石板或石条盖或木板，回族俗称“沙弥”，凉山地区称为“埋灶儿”，盐边县称“买摘儿”。
武黑马尔墓地有许多墓葬与上述四川回族的墓葬形制类似。从尸体的摆放姿势来看，武黑马尔墓群都属于此种类型，这些墓中的遗骸都是平放在右侧，头朝东，目视北方，即面朝向麦加城的方向。这些墓的风格很简单，全部都被石板围墙框着，没有墓穴或穹顶，也没有出现在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拉穆Lamu、盖迪Gwdi、基尔瓦Kilwa等地及同样出现在非洲东海岸其他很多地方的巨大墓柱。这些装饰是从索马里沿岸到坦桑尼亚奔巴岛的中世纪墓在考古学上的独特标志，但这类墓葬特征好像并没有越过莫桑比克海峡出现在马达加斯加。
除了瓷器外，武黑马尔墓地还出土其他颇具中国风格的器物，比如珠母勺子（形状与漳州窑所产白瓷勺相似），皂石鼎锅和铜镜等。
武黑马尔墓群的主人很可能与元、明时期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活动有关，我们可以从这批考古资料推测，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在元代和明代有着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武黑马尔或许是中国色目、回回商人的聚居点和中国商品在东非的一个集散地，该地或为中国船队在非洲的补给地，武黑马尔墓地或为明代中国回回商人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和当地土著黑人的墓地。欧洲人直到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早期才登陆马达加斯加，在此之前，中国人就已居住在马达加斯加了。中国人曾居住于马达加斯加并参与了印度洋的开发。这个群体在马达加斯加的消失可能与后来葡萄牙等欧洲人垄断了印度洋贸易有关。
元代色目人长期控制泉州的市舶机构，这十分有利于色目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在色目人把持泉州市舶机构期间，许多蕃商藉此获利。色目商人熟知域外地理，又善于航海，在其“种人”控制了市舶机构的泉州，自然会有许多人经营海外贸易。元末诗人宗泐在一首描写泉州的诗中写道：“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墙多海宝”（《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它形像地描绘出泉州色目商人踊跃从事海外贸易的情景。
明初，朱元璋实行排斥异族政策,，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云：“余按《宋元通鉴》云：我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寿庚、陈胜夫之子孙，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终夷之也”[]。在这此形势下，泉州的色目人纷纷改名更姓，向外迁移并避居内地山区，有的则远走异国他乡。色目商人丧失了旧日享有的特权，并被驱逐，他们在泉州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或许其中有一部分人辗转来到了武海马尔。
武海马尔墓主人很可能与元代和明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活动有关，我们可以从武海马尔这批考古资料推测，明代中国与马达加斯加有着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武海马尔或许是中国回回商人的聚居点和买卖货物在马达加斯加的集散地，该地或为中国船队在非洲的一个补给地，武海马尔墓地极有可能是明代回回商人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和当地土著人的墓地。欧洲人直到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早期才登陆马达加斯加，在此之前，中国人就已居住在马达加斯加了。中国人曾居住于马达加斯加，并参与了印度洋的开发。这些回回商人在马达加斯加的消失有可能是在16世纪后半期，正值武海马尔（Vohemar）墓群的明代中国器物随葬品中断消失之时，这应与当时葡萄牙人垄断了印度洋贸易有关。
在第十五世纪非洲海岸的居民和穆斯林商人的经济都很繁荣，主要是因为非洲有很多黄金、银、铜、象牙、皮革、香料和名贵的木材等，亚、非之间的印度洋贸易在很兴盛的时候被葡萄牙人打乱，葡萄牙人侵占、抢劫并毁灭了不少贸易中心，此后虽然亚洲和非洲之间贸易没完全停止，但是非洲沿岸兴旺的穆斯林文明被摧毁了。
郑和船队三次到达东非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不论郑和本人是否到过东非，中国船队最迟在年即已到达东非，以后又去了两次，这是无可争辩的。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年到达东非，比中国船队迟了80年。郑和下西洋以后，虽然中国官方组织大队船只西航的事已终止，但是中国与东非诸国的民间直接贸易关系并未中断；只是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垄断了印度洋贸易以后，中国人民与东非人民的直接往来才趋于中断。
非洲海岸有着来自不同地区的穆斯林族群，虽然他们的民族不同，他们都信伊斯兰教。他们在那边跟当地的黑人民族融合。伊斯兰教之所以传播很快，就是因为它容许与不同民族的融合。不同民族的年轻人通婚，融合就容易了。不过有个叫Trimingham的学者说在非洲来自亚洲的穆斯林有一点不一样，很少学习斯瓦西里语（Swahililanguage），更少跟当地女人结婚。然而，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不仅学会了当地语而且娶了很多本地的妻子。[]这里所说的亚洲穆斯林，可能是指来自中国或东南亚的回回商人，这批中国回回商人后来消失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感叹这一族群及其文化销声匿迹的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其对马达加斯加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及其文化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融入了马达加斯加民族和文化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武黑马尔墓群的墓葬形制不同于同时期东非沿海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却与中国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较多相似之处。武黑马尔墓群的主人可能是元、明时期来自波斯的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东南亚经商的色目、回回族商人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和非洲当地土著，其中有些应为受雇于穆斯林色目、回回商人的汉人，他们的葬俗兼容并蓄，既固守一些中国传统丧葬礼仪，如视死如生，厚葬死者，放入瓷器、铜镜、砍刀、石鼎锅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冥器在墓中，（该墓地部分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期的瓷器和其他随葬品就反映出这种情况），同时他们也入乡随俗，为了融入当地生活，接受了一些穆斯林丧葬习俗，如，死者的脸要朝向北方等（在武黑马尔看麦加的方向）。至于那些没有放置任何随葬品的则是虔诚的穆斯林。
我们认为武黑马尔墓地的部分墓主很可能来自福建泉州，在元代泉州的色目商人中,以来自波斯和西域的穆斯林人数为多。据西方学者记载，阿巴斯帝国时期，穆斯林商人从波斯湾港口的西拉夫(Siraf)、乌布拉(Ubulla)，有时也从亚丁和红海各港口航行到印度、锡兰、东印度群岛和中国。近几十年来，在泉州发现大批伊斯兰教徒的墓葬石刻。
从尸体的摆放姿势来看，武海马尔的穆斯林墓都属于传统类型，这些墓中的遗骸都是平放在右侧，头朝东，目视北方，即面朝向麦加城的方向。这些墓的风格很简单，全部都被石板围墙框着，没有墓穴或穹顶，也没有出现在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拉穆（Lamu）、盖迪（Gedi）、基尔瓦（Kilwa）等地及同样出现在非洲东海岸其他很多地方的阿拉伯穆斯林风格的巨大墓柱，这些装饰是从索马里沿岸到坦桑尼亚奔巴岛的中世纪墓在考古学上的独特标志，但这类墓葬特征好像并没有越过莫桑比克海峡出现在马达加斯加。
在印度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之间有洋流和季风，在元明时期，中国商人可能已经开始利用洋流、季风的便利经由印尼到达马达加斯加。
责任编辑：张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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