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是繁花盛开的夏日
离开冬天的炉火走出去吧
摘掉脸上那种表情
因为你永远无法浇熄我心
——Oasis，不要愤怒地回顾
年10月，Clarksdale——美国密西西比深南部（DeepSouth）一个偏僻小城，我坐在烟雾弥漫的GroundZero酒吧，台上的黑人歌手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唱着布鲁斯，琴如泣歌如诉。我有些微醺，握着BudDraft，眼盯着快要燃到手指的MarlboroLight，思想跑起马来。
Clarksdale，这个连灰狗（Greyhound，美国长途汽车，现在乘客大部分为黑人和欧洲穷游者）都不尿的地方，是什么让我不顾一切地爬上三角洲支线（Deltaline）来到这里，答案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音乐，确切地说是布鲁斯（Blues）。这里是美国布鲁斯音乐史上的关键节点，传说中RobertJohnson在十字路口（Crossroads）用灵魂与魔鬼交换吉它技艺，使自己成为布鲁斯之王。因此，世界各地的布鲁斯艺人均来这里朝圣。
这里极少有中国人，所以，当地人包括政府官员和媒体问我最多的问题是，到此地来有何贵干？我总是回答我是来寻找布鲁斯的，收获最多的是他们惊奇的眼神。实际上，在整个深入美国南方的旅行中，我也一直在自问：我为什么会身处此地？
很多时候，脑海地老是刷过一个场景，年代初的某一天，我是安徽大学经济系82级的学生，中午下课后背着书包走过学生宿舍号楼，阳光正从淡黄色的墙壁上滑落，从马路斜对面的广播站的广播里传来一个拖着鼻音、哑哑的歌声，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击穿心田，我站在那里久久没回过神来。后来我在省新华书店买到了有这首歌的磁带（这也是我一生中买的第一盘音乐磁带，我至今珍藏），这首歌是《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intheWind），唱歌的人叫鲍伯·迪伦（BobDylan），这个人影响了我一生，年在芝加哥我没有追上他，年4月16日，我终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等到了他，一晃30年过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人生被搞定有时就是一瞬间！
音乐与诗歌
西西弗斯知道
自己改变唔到命运
佢唯一可以做嘅
就系推石头
——MyLittleAirport，西西弗斯之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国家改革开放之时。记得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们那时朴实无华，意气风发，虽然大部分人还很稚嫩，但是每个人都发奋学习，老图书馆阅览室总是座位满满，文东楼教室里自习的灯光通宵达旦。同学们都很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每个人都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知识改变命运。
大学生活因为大家长期厮守，因而学习之外的生活就暴露无遗。记不清楚当时是不是每一班都发了一台录音机，所以课外主要的娱乐便是听音乐，听流行音乐。流行音乐能迅速反应社会变化，并拔动大众的心弦。文革结束后，随之远去的是那些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代之而来的便是港台流行歌曲。
虽然八十年代远没有现在开放，还要经常受到“靡靡之音”的困扰，再加之学校在华东落后的省城，资讯相对封闭，因而所听大部分是邓丽君和刘文正之流，谁有新的歌带总是将音量调到最大，而且还要开门开窗，仿佛要告诉世界。休息时，楼的楼道里一般都是“我从山中来”《遇见你》《漫步人生路》《爱的箴言》《千言万语》，《三月里的小雨》中和《阿美阿美》《相思在梦里》，《飞行船》《寄语》《秋蝉》《让我告诉你》《一个小心愿》等等，稍微有个性的好像有《阿西！阿西！》，日本电影《阿西们的街》中的一首插曲，那时没有摇滚乐，布鲁斯更杳无音讯。
大概在二年级，校园里开始流行吉它，82经济系也有被感染者，刘贵才朱童尚爱群邬盛根周宜和我等成为重症患者，其中刘贵才坚持古典吉它，余下的一律流行，我们觉得认几个和弦便能开唱，绝对的朋克精神，却脑袋空空没有丝毫朋克思想。虽然这么说，学习也是有的。于是就有了什么吉它弹唱之类的秘籍，正是在这些粗糙翻印的秘籍中，我发现了温拿的《4：55》，滚石乐队（RollingStones）的《AsTearsGoBy》，这像是《敲击天堂之门》（Knockin’onHeaven’sDoor，鲍伯·迪伦的著名歌曲），至此，摇滚乐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了。
如果关于吉它的故事就到这里，很是索然无味。最精采的是，某天王浩（蚌埠）突发奇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在学校里办个吉它班呢，不但自己学琴白学，还能挣点小钱。于是，他真的办了个吉它班（是不是学校第一个，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周宜从艺校请来了两个老师，相当专业。记得有一位老师古典弹得很好，有时下课后来一曲《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或《泪滴》什么的，每次我都羡慕那轮指，直到现在我还不时地将西班牙吉它大师罗梅罗的唱片放入CD机，用《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煲机。王浩说办吉它班赚了，但是钱搞到什么鬼地方去了，我不知道。
理论上说，经济系属于文科，但却也要学《高等数学》《机械制图》《运筹学》什么的，因此，它又要求理科背景，所以82经济系很多人能文能理。也因此，82经济系也有许多文青（文艺青年）。
算来八十年代最大的文学现象就数朦胧诗了，北岛顾城舒婷们扑天盖地，诗人最受欢迎。82级热爱诗歌的有，但是不多，记得有丁党生尚爱群王剑等，记不清有没有诗社了，印象中出了一期墙报。后来，王浩（蚌埠）的一个同学李峰从武汉大学来，让我们认识了诗人芒克的诗。
我那时喜欢抄诗，图书馆阅览室的文学类杂志，只在上面有诗，我都抄下来，积了几大本。有一阵狂爱江河的诗，像“硝烟从我有头上升起/无数破碎的白骨叫喊着随风飘散/惊起白云/惊起一群群鸽子、愤怒和热情”这样的诗句都让我泪流满面。抄诗抄得天昏地暗，白天抄晚上抄，上课抄下课抄。直到有一天，周宜送了我两册北大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这抄诗的劳作才结束。但是，诗歌的精神却永远附上了我的灵魂。
同学们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
我的眼中充满着泪水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
我的眼中充满着泪水
——李志，红色汽球
82经济系是个大班，总共有人，分为经济学1个班、外贸1个班和经济管理3个班。除了我们经管3班，我从来就没有弄明白过人头，中国人重名重姓的多，人越多，出现重名重姓的概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般约定俗成地使用地名加人名的办法，如某合肥，某安庆等。
82经济系还有个特点，我们有一些浙江同学，他们据说是哪来哪去，毕业后都回浙江了，很少再有机会见面。我们班有朱剑飞、陶明芳、杨国桥、谢月娣和金胜多。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同学印象很深。
王蚌埠。王蚌埠大号叫王浩，如前所说，82级里肯定还有一位和他同名同姓，那就是王巢县，两个人风格迥异。
王蚌埠自然就是来自蚌埠，据说他父亲是肉联厂的厂长，自然也就不缺肉，所以他总是脸红润润的，皮肤白白的，处处透着营养。可能家里的遗传，王蚌埠天生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不但热衷于经济，也痴迷于政治。
八十年代初，安徽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温元凯是王蚌埠的偶像，他不时地参加他们的活动，还向我们灌输温的理论和实践，这使我们受益匪浅，他也在安徽青年经济学家（者）中有一定的声望。王蚌埠其实最喜欢政治，他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善于捕捉政治风向，且眼光铺向全国。当时有一本《青年论坛》杂志风靡一时，胡德平主编，杂志聚集了一批当时全国优秀的青年政治理论家和改革家，王蚌埠不知从哪里搞到，我们每期都看。王蚌埠有个外号叫王夫勒，那是他把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奉为圭臬，除此之外还有《世界面临挑战》、《罗马俱乐部报告》等等，现在内容我已全忘记了，但这些书优美的文笔和庞大的叙事令我耳目一新，至今受用。
王蚌埠最终放弃了成为理论家，而成了著名的企业家。但是，王蚌埠最让我刻骨的还是他每次开学从家里带来的大桶清蒸猪肉罐头，饿的时候用它来煮面条，香气扑鼻，成为物质贫乏时代难得的美味。年前他来京，我们还怀念了一番。
王剑。与其他来自浙江的同学不同，王剑南人北相，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是来自江南水乡，微黑的皮肤、直挺的鼻梁、结实的身体，倒有一番粗犷的北方大汉模样。然而外表的反差并不能掩饰其骨子里南方人的性格，他不苟言笑，心细如丝，做事极认真。王剑喜读书，酷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每个周末都要去新华书店，蓝色封面的经济类、红色封面的哲学类、黄色封面的历史类、绿色封面的政治类统统买来，其宿舍床铺满壁缥缃，让人徒生羡慕。
古人把床前的书籍比做黄金，这一点都不过分。我那时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下两册就要近5元钱，因而王剑这些书在我看来价值万贯。后来，因为书越来越多，王剑给每一本书都包了书皮，精细地收藏起来。似乎他的这些书概不外借，不知道借人书时，他是不是也有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的感觉。
毕业时，王剑将书一本一本地小心放入纸箱中，像是女人爱怜地将细软放入首饰匣里。多年以后直到我藏书，才觉得片纸寸笺的珍贵。王剑并不是唯一有此嗜好的，我北京读双学位时的同学中也有一个与他有同好。
离校后我在杭州见过他一面，已然是规规矩矩的政府官员了。
任新华和朱童。说任新华就必须说朱童（那时他还叫朱仝），说朱童离不开任新华，康建中老师称他们哼哈二将，我觉得他们更像中国古代的一对门神。神荼、郁垒的精灵神怪自然无法比，但是秦叔宝、尉迟恭这对武门神最贴切了，因为他们身上独有一种江湖气息，虽然剑在黑白之间，模糊你的思想，正直与道义却是他们的本性，我一直认为他们生不逢时，只能在学校舞会门口吓吓小混混，屈了个材。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劳莱和哈代或韩兰根与殷秀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透着喜感，这有刻意而为，但更是自然流露。我想，这就是康老师为什么称他们为哼哈二将的缘由。他们最搞的一件事是比赛喝啤酒不许尿尿，不知现在膀胱如何？毕业后任新华当了厂长，朱童成为某联通的老总，都挺有出息的。
我的老师
花了一个月时间，我来到新奥尔良
我找到了我的吉它，那电家伙
陌生人对我说：“拿着你的家伙
摇滚歌手，你们都一样。”我感到耻辱
——IanHunter，一路从孟菲斯走来
年，我开始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班开设新媒体研究课程。虽然之前在各种场合讲过无数次课，但这是我毕业离开学校后首次真正站在学校的讲台上。第一堂课，我告诉同学们，大学是思想自由交流的平台，老师只是教授方法，认识世界的方法，即方法论，更多的是要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在课堂上可以随时对老师提出质疑，如果认为授课没有价值，也可以随时离开教室。
实际上，在准备上课之前，有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挥之不去，那就是，何为老师？
中国自古有尊师重道之说，所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均为此意。然而，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从嬴政坑儒到反右文革，莫不如此。尊师重道，只存在于想像之中，或是某个节日之中。
唐人韩愈《师说》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此师之三者，现实中很难占全。安徽大学最有名的老师应该是刘文典了，当然这是民国的事儿了，刘与蒋之事广为流传，这根本难离士儒之争，坏了平常之心，却被夸大为民国风骨，此为对师之误解。
回忆四年大学时期，有三位老师让我永远铭记。
第一位是大一刚开学时的英语老师，名字已忘，只是觉得很帅，现在想来他很有民国范儿。一个上海人，戴着黑边眼镜，说话很慢。他并没有教我们很久，可能连一个学期都不到。那时的大学英语课，与中学一样，也是从字母开始学。因此，第一节课便是学习26年字母，课堂上每个同学起立大声诵读。后来，他告诉我，说我的发音很好，应该好好学习英文。就这么一句话，我从此便没有放弃英语，至今受益无穷。他还告诉我他喜欢英美文学，于是他考上研究生，我再也没见过他。
第二位是同样没有记住名字的英文老师。他不是教我们经管班的，好像是大四的时候，外贸班在上高级英语（AdvancedEnglish），我是跟着外贸班的戴骅蹭课，为什么要去，我已然忘记。教这个班的英语老师有点不修边幅，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这课我没有上很长时间，但记住了一篇课文《广岛（Hiroshima）》是约翰·赫西（JohnHersey）年的作品，出自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被认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杂志文章”，美国20世纪*伟大的部新闻作品。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的新闻作品，让我最终成为媒体人。多年以后，我去新奥尔良美国二战纪念馆，专门参观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陈列室，随着诡异的音乐默哀时，我突然看见了大学时那间阳光明亮的教室，听见了带着浓浓乡音的朗读课文声，想起了那位老师。
第三位是康建中老师，康老师的康应该读四声，当时就很奇怪这发音，至今也没弄明白。康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们课，他是我们的辅导员，也就是现在的班主任。因此，我一直把他当成良师宜友。一则他那时刚刚毕业，并没有脱去学生的稚气，二来他与我们年龄相仿，所以与大家没有沟通障碍。事实也是如此，康老师成了每个人的朋友，有时翻翻年级大群，晒出的图片几乎每个同学聚会的饭桌上都少不了他。
康老师文质彬彬、满腹才学，我其时纳闷，为什么会甘于做一个辅导员或一个平庸的老师？但四年下来，你看到的是他的满腔热情，你看到的是他的无私奉献，你看到的是他默默的牺牲等等，在那时，他的这种品格对我的人生成长铭下深深的印记。
但是，我总觉得这表象背后有一样东西和我有着同源。后来康老师作了学校的科研处长作了安大出版社长，但我认为他的弃文从政并不成功，这与他工作的态度无关，而是源自于他骨子里的叛逆——一种谦逊的叛逆！
我想起了他常和我论起的出世入世之说，我明白了我是他的映照。
结尾或开始
愿你的双手永远充实愿你的步伐永远轻快愿你踏实坚强即使世事无常愿你的心中欢乐满溢你的歌谣能永远唱响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愿你永远年轻
——BobDylan，永远年轻（ForeverYoung）
在美国乡村音乐的大本营田纳西纳什维尔的百老汇大街，我坐上出租车，目的地GrandOleOpray，怎么说司机都不明白，出示门票，他笑了，“这三个字应该前两个连读。”试试，果然不一样，语言真不是来自书本。
这天是著名的广播实况节目GrandOleOpray94岁生日，一对来自加拿大的二重唱组合演唱了鲍伯迪伦的名曲《永远年轻》和《答案在风中飘荡》为其庆生，重唱的《永远年轻》我是首听，此时此地，想到自己一生的追求，不禁泪如泉涌，这一刻，我心静如水。
今年是毕业30年返校年，知道返校的日期后心里很不能平静，是不是“近校情更怯”，倒也无法肯定。但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定是。会不会有“笑问客从何处来”上演，难说。
最近，找出MarianneFaithful翻唱的《答案在风中飘荡》反复听了又听，电子管功放真实地还原了她沙哑、紧张的歌声。算来，MarianneFaithful今年也快70岁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滚石乐队的贾格尔为其写出《AsTearsGoBy》，她成为甜美的代言人，但此后混乱的生活使她一度沉迷。然而，岁月流逝，洗尽铅华，MarianneFaithful重获新生，而过度的抽烟酗酒，为她磨砺成一付沙哑的充满磁性的嗓音，再现青春。
《答案在风中飘荡》第一句是“一个人要经历多长的跋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为了理解这句话，我用了一生。
年6月3日，安徽大学教授、著名诗人朱湘写信给翻译家罗念生，信里写道：“安庆（当时安大所在地）这地方无聊之至，电影院都没有，有一个大戏班子，坏透了。人生这出戏我到不怎么喜欢看，没有音乐，没有图书，没有任何什么，只是猴子在那里变把戏。”他后来投江而死。
50多年后，我们步入安大，有音乐、有图书，更有情同手足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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