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多或少，民族志研究者都会不由自主地继承来自人类学创世纪时代的原罪：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根源来自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各自所属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而，民族志研究倾向于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至少部分）放弃主体性，悬置本文化价值观，抛弃个人好恶，以期实现研究双方的平等对话和互动。
拉比诺的摩洛哥经验证明民族志研究的实际情形可能与此美好愿望大相径庭：一旦研究者走入田野，与研究对象短兵相接，他们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并非宏观历史叙事中权力关系的简单映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研究者的退让、宽容和忍耐并不必然被研究对象理解为一种尊重，甚至不能换来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同等尊重。拉比诺进而通过亲身经历显示，研究者只有展现、树立自身的主体性，并与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摔打在一起，双方才最终实现了互相的尊重，得以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互动。这正说明，研究者单方面放弃主体性，其实质是将尊重和平等想当然地视为研究者可以施舍给研究对象的一种价值物，用以交换研究对象将自身的主体性和盘托出。然而，施舍不等于尊重，屈尊也带不来平等。真正的尊重和平等，也即主体性的相互确认，只可能来自研究者放下架子，脱掉正式身份的外套，与研究对象进行碰撞和摔打。
与拉比诺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不同，DavidEaton的经历只有无言的结局。他的文章呈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且极端的研究经历，但也许是更具现实感的民族志实况。毕竟，很多时候，真实的世界要比讲出来的故事更加残酷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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