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
1第一次乘苏联飞机的难忘印象那时参加国际会议，就一位代表一位翻译，轻车简从翻译水平和工作能力一再得到认可
年1月20日这一天，虽说过得也平平淡淡，但仍然让吴建民很难忘怀。因为在这一天，吴建民告别了校园生活，真正成为国家公务员，走上工作岗位。
那天他吃罢早饭，在回宿舍的路上，碰到翻译班的党支部书记蔡芳柏。让他们两个谁也没想到的，是在37年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接另一个人的班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而且两人在任内都做得非常出色。
蔡芳柏通知吴建民说：“可能要你出国去，今天就要去报到。”“要出国？”吴建民感到突然。他随即去了外语学院的人事处，人事处的人正式通知他，他已经被借调到共青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今天就去报到。
午饭后，吴建民扛着自己的小行李走出了他学习生活了5年多的北京外语学院
突然地，就与熟悉的专心读书的日子告别了，他隐隐约约生出几分当年与南京与家辞别相似的情绪。
但他毕竟已经成人，已经积淀了相当的才学与阅历，与学生时代告别，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忱实际上是他早就在期待的。
而此刻心头泛起与当年相似情绪的主要成分，是由习以为常和感恩而牵出的依恋。
在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一位科长和他谈了话，他随后被定了一个级别――21级，从此他就是国家干部了。离开学校时，蔡芳柏打招呼说他是要马上出国的，可到了团中央后，谁也没向他提起出国的事情。
此后的几个月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外国代表团来，吴建民连和外宾打交道的机会也没遇到。组织上只是不断地交给他一些法文的资料，要他翻译。
后来他才琢磨明白，组织上大概是要考验考验他，看他的法文到底怎么样。由此也可以感到，中国在那个年代，对涉外的事情上是多么的谨慎。
直到年8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世界青年论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吴建民才被告知担任代表团的翻译。
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一年前新增补的团中央书记王照华，成员有团中央联络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钱里仁、全国青联常驻世界青联代表朱良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之间的裂隙已经开始逐渐地公开化了，但一直在校园的吴建民当时还并不知道其中的多少内情，心底里更多的还是最早宣传的概念，列宁、斯大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
想起来就充满景仰。由于与讲法语的国家代表接触不多，如来自非洲法属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代表，翻译的任务并不重，可这毕竟是吴建民第一次出国，所以留下了一些较深的印象。
从北京到蒙古的伊尔库茨克，乘坐的中国的飞机。那是吴建民第一次坐飞机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并没有觉得什么不适。
可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换乘了苏联的飞机，他总感觉有一股闻着不舒服的怪味道，等飞机下降时，他终于呕吐了起来。直到几十年后，他上俄罗斯的飞机，还是能分明地感觉到那种味道。
到了莫斯科后，他们下榻的是乌克兰旅馆，离气势恢弘的红场不太远。代表团的伙食很好，面包随便要，还有牛肉、俄式西餐。
住宿条件在吴建民眼里也讲究，像他这等“小萝卜头”，也是一人一间大房子每天还有澡洗。而此刻，国内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对比十分鲜明。
让吴建民难以忘却的还有三样东西：一是肥皂有怪味，冲了半天手上的怪味仍去不掉；而是手纸太硬；三是床一睡下去就窝到底下去，因为此前一直睡的是硬板床。21世纪初，他又一次到莫斯科，住的是更高级的十月旅馆。
可洗个手还是那个味儿；手纸还是那么硬，而且过去给一大堆，此时就给三张了。一个国家“30年不变”，就成问题了，他从这些小的细节上就体味了出来。
到了论坛，都是青年人，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富有活力和热情。但是吴建民没有赶上“一边倒”政策的初期，没有看到那时中国与东欧诸国青年在一起，那种相见甚欢亲密无间的场景。所以他这次出国，对人与人的接触，脑海里倒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追述的内容。
论坛之后，吴建民随王照华等到苏联的阿拉木图做了访问。尽管在这第一次出国参加外事活动的过程中，吴建民并没有获得太多展示翻译才华的机会，但善于发现和培植青年人才的团中央领导眼里，这个年轻翻译还不错，对他认可了
在年8月底9月初，国际学联在越南北方的首都河内召开声援越南南方反美斗争的国际会议。与国际学联对应的是中国全国学联，就由全国学联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作代表去参加会议。
其实，国际学联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因为这次国际会议是在越南召开的，而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在大会上使用更多的是法语，吴建民亦因此做为翻译随胡启立赴会。一位代表，一位翻译，轻车简从。但因为就两个人，吴建民的事务就比较繁杂。
胡启立的发言稿子写好了，要马上翻译出来，连夜打印出来。他们带了一台打字机，打字、校对、油印、交会务处散发，都由吴建民一手包办。开会时他还要给胡启立做翻译。和外宾接触的时候，胡启立讲话他翻译成法文，外国人讲话，他就跟胡启立“咬”耳朵。
共青团系统的领导比较容易相处，也特别理解年轻人的心理，熟悉年轻人的话题和语言。因此陪同胡启立的这次出访，吴建民感觉相处融洽，甚至可以聊几句工作以外的轻松话题。
胡启立看着吴建民颀长的身材，半开玩笑地说：“你以后找对象可得找个子高一点的。”后来的事实，还真就应验了胡启立的这句玩笑。
这次出访，吴建民的翻译水平和工作能力再次得到认可，结果9月28日刚从河内回国，领导上就通知吴建民，赶紧收拾行装，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到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总部担任翻译工作。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立于二战后的年是以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体为骨干国际组织，包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共产党一起并肩作战的其它青年组织，以及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的进步青年组织。
简直是青年年龄段的“联合国”。当时青年年龄段的“联合国”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学联，总部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中国也有代表常驻。
青年吴建民一踏入真正的外交实践，就进入了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前沿。那个时候，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还没有进入联合国，因此常规性的多边外交活动只在青年国际组织中，能参与进来，机会十分难得。
但他此刻还意识不到，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双边外交广阔得多的平台上，对其尔后的外交生涯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当然这里说的多边外交与今天所说的多边外交内涵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当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部，是苏联共产党共和苏联共青团在起着主导作用，没有真正多边外交中的几大势力的对峙抗衡。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身在异国为异客，正逢国庆急煞人。”
9月29日，吴建民就从北京出发了。也就两个月过去，他就又一次降临莫斯科吴建民说那时候的他是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小萝卜头级别的人上哪去如果不是跟着领导，就只能一个人走，而且到哪里也没有人接应。
在莫斯科逗留只是因为要在这里转飞机，转机过境的人可以住民航旅馆。他进了旅馆，想到自己在中学时还学过一阵子俄文，所以他觉得在这短短的等待转机时间里，一切应该可以对付。
可到餐厅吃饭，服务员让他点菜时，他发现菜谱上的菜名他根本看不懂。服务员指着菜谱问：“要这个吗？要这个吗？”吴建民心想，吃什么都行，反正弄饱肚子就完事了，接茬就说：“好，好。”
吃饱了肚子，吴建民最牵挂的是第二天天气好不好，飞机能不能正常起飞。找到问讯处去问，但人家听不懂法语。
于是，他先说出布达佩斯，接着就“今天”、“飞机”、“天气”从嘴里一个一个地往外蹦几个依稀记得的在中学里学过的俄文单词。没想到这样的俄语对方也能听懂，“飞机将按时起飞，没问题。”
就这样，吴建民总算从莫斯科安然抵达布达佩斯。短短的转机经历，使吴建民感觉到如果真的成为一名外交工作者，要在世界范围走动的话，仅仅掌握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用的。
飞机在布达佩斯降落，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前夕。出乎意料的是下飞机后，在机场大厅里依然没有找到前来接应的人。
后来吴建民才知道，因为通报他到达的信息，是发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偏巧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出差了，其他人不知道有这么一封电报。
他一个人先硬着头皮过了关入了匈牙利的境，因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遇到什么刁难，倒是挺顺利的。
可入了境后就瞎了眼了，听到的都是匈牙利语他一个词也听不懂。想办法给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打了个电话可电话没人接使馆的人正忙活国庆招待会呢。“身在异国为异客，正逢国庆急煞人。”
这时，他看到有辆机场巴士，就想先坐车进到市区里再说，拎着箱子上了车可上车一看，是要收费的，他身无外币，只好又拎着箱子下来，难免有几分尴尬
怎么办呢？智总是在情急时才闪现，吴建民猛然想到了打计程车。从莫斯科飞往布达佩斯途中，他身边有一位匈牙利外贸部的官员，能讲一点英文。此刻吴建民发现他还没走出机场，赶紧追上他提议一起打计程车。
那位官员一上车，就跟吴建民说：“youpay，youpay。”吴建民回答：“ok，ok。”吴建民心里想，到了使馆我就有钱了，我付款就我付款呗。这是吴建民第一次碰到涉外财务问题，感觉到欧洲人对此的直截了当，他遂让司机先开到中国大使馆。
到了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吴建民就赶紧去敲门。使馆的人告诉他驻世界青联的代表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下榻。于是，他们又驱车前往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
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吴建民首先见到了王崇杰，吴建民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记者。吴建民做了自我介绍后，又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王崇杰听后笑了，随即替他付了打车的钱。
在没有人接，语言不通，又不知道地址，又没有外币的情况下，吴建民找到了驻地，把这一切都应付过去了。
他感觉自己还算幸运，可在今后，身在异国外交工作旅途上，还将会有更多类似或更高难度的沟坎磕绊，自己还能像今天这样幸运，这样轻松地应对过去吗
2世界青联的工作语言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吴建民发现朱良和朱善卿每天晚上收听美国之音和BBC的广播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没必要说那么具体
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常驻于此的有20多个国家的代表。当时世界青联的主席是意大利共青团的，而总书记则来自法国共青团。
让人不太明白的是在斯拉夫语系的地盘上，又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世界青联，但其工作语言却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各国代表的所发的言论文件，都要先翻译成法文。
显然，这与总部设在布达佩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匈牙利语虽说与俄语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法语距离似乎更远，这一点，吴建民从在机场一降落就领教了。
此时中国常驻世界青联的代表是朱良。在他之前，第一位中国代表是后来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第二任代表是后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钱里仁。
有意思的是朱良后来有紧跟在钱里仁之后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部长，而他们三人，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曾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多年。
朱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青联秘书长年他率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随后调到了共青团中央，年后受派常驻布达佩斯。在吴建民之前，给朱良做翻译的是朱善卿，吴建民来就是接替他的。
朱善卿并没有受过法语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上海法租界内的震旦中学里学过一点，后来能够胜任法语翻译工作全靠的是自学。
因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的使用比较驳杂，朱善卿还自学了西班牙文。
在国内共青团的机关里，朱善卿一直被熟人称为“小朱”，而在吴建民眼里，朱善卿就是老同志了。可他依然不减学习新东西的热情，而且是那么投入。和朱善卿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吴建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翻译实践经验，更看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工作态度。
经朱善卿的点拨，吴建民还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外交常识。比如有一次开会，代表朱良因为失眠没有出席。有的国家的代表就问朱良做什么去了？
吴建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朱良有点失眠。朱善卿听了，随即悄声告诉吴建民，你说他失眠干什么？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最多说到他身体不太舒服就可以了，不要说得那么具体。
从事外交工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首先要
可身在布达佩斯，广播是匈牙利语的，报纸是匈牙利文的，吴建民看不懂也听不懂。那时的信息传递，是如今感受着信息时代优越的后来人无从体会的。
想及时得知国际国内的情况，只能等到每天晚上听国内的广播，由中国使馆汇编的报纸摘要，则只有两页纸，没多少内容。特别是仅仅凭中国自家传播这一条渠道，所获得的信息量比较小，了解的面也比较窄。
吴建民再次感觉到，在国外，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这样的环境中，只懂一种外语，大大限制了自己事业和活动空间。只有在真正走出过门，走上外交前沿后他才对马克思说的“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在同代表朱良和翻译朱善卿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吴建民发现他们每天晚上通过收音机，听美国之音、听BBC的广播。
朱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虽然学的是化学专业，但和所有圣约翰学生一样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他有一台挺高级的收音机，收听英、美广播很灵敏他们在收听时，还对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内容，做一点记录。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一般人听美国之音、听英国的BBC广播的话，就会被视为偷听敌台，甚至要受到刑律制裁的。但是到了外交战线上，特别是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听美国之音、听BBC广播，就成了做好工作的一项必须。
虽说吴建民还不知道，早在外交部初创时，情报司司长龚澎就获得特许，她的部下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看来自这些国家的报刊感觉敏锐的他已发现外交战线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要顺应这些特征，必须注意观察，并不断地调整和充实自己。
吴建民在大学期间学的第二外语是英语，但在学校里学的还是比较浅显，也就是能简单地讲几句，离熟练地运用还有较大差距。
于是，当朱良他们听VOA、BBC时，吴建立民也跟着听。开始很囫囵，但这样听了半年多，他大致能听明白了。朱良、朱善卿很赞赏吴建民的好学精神给了他很多帮助。除了听广播外，吴建民还想方设法通过其他途径，尽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准。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多数代表年龄和吴建民差不多，都是青年人，思想束缚比较少，对一些事物更敏感，偶尔接触中可以随便聊的话题也很广泛。
其中有些代表，例如日本的、印度的、印度尼西亚代表都能讲英语。长驻总部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中午都在一起吃饭，饭后有时会结伴散散步，吴建民就利用这些机会的机会，通过聊天练习口语，渐渐打厚了英文的底子。
同时，这样的漫谈有助于开阔眼界，并促使他思考一些并非自己意识到的问题这种原本旨在利用非工作时间的接触、吃饭、聊天学习语言所带来的获取信息启发思考的副产品，后来在他进入真正的联合国后，却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内容
除了英语以外，吴建民后来像朱善卿一样，也重视起西班牙语来。20世纪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受到中国的高度
吴建民学西班牙语的主要老师，是一本法文、西班牙文的双语字典。在驻布达佩斯的4年里，吴建民时有机会随代表出席在不同联盟成员国召开的相关会议而出这种差会发给个人几块钱零用钱。这本双语字典，就是吴建民到阿尔及利亚出差时，就用仅有的几块零用钱买下的。
他通过法文了解西班牙文词的意思，并找过几位通西班牙语的人学了学西班牙语发音，掌握了发音规则后就自己苦练。法语和西班牙语同属罗曼语族，对法语专业的吴建民来说，自学西班牙语相对容易些，无非就是平日早一点起、晚睡一点。
布达佩斯的经历，是让吴建民难忘的，他的第二外语，第三外语，就是在这里过了关并学以致用的。
掌握了多门外语，不仅让他后来的外交生涯从中受益无穷，而且在当时就见了时效。在没有掌握新的语言时，别人用英语、西语发言，他要等待翻译成法语后才能转译；可在掌握英语、西语言后，他就锻炼着直接做同声传译了。
中国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人员，早晚吃饭多数是在中国驻匈牙利使馆，相互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使馆里除有一位俄语翻译外，都是匈牙利语的翻译，而没有其他语的翻译。
中国大使要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打交道，语言方面存在很大障碍。正好驻世界青联总部的是法语翻译，故而当大使要同讲法语的国家大使会面，比如和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大使会面，就把世界青联总部的中国翻译找来帮忙，朱善清走后，当临时翻译的任务就落在吴建民头上。
吴建民除了法语外，英语等其他语言也达到了一定水准的情况，使馆很快就知道了。于是在会晤使用英语的国家大使时，使馆也叫吴建民去做翻译。
吴建民记得他第一次到大使馆做英语翻译，是中国大使和英国大使会面。大概事先向对方透露了他并不是专职英语翻译的情况，所以英国大使听他刚翻了两句后说：“还不错嘛，你英文讲得蛮可以。”
再后来，吴建民的西班牙语也比较流利了，逢用西班牙语的场合，使馆也把他推出来。
这样实际上为吴建民提供了更多的外语实践机会，得到了更多成长必须的砺练而更可贵的是，这促使吴建民比较早地培植起为工作而拓展才干，在工作中学习的意识。
吴建民后来能够成为中国外交界的佼佼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在工作中感知不足而不断求知求新的意识。
3外交的独特节奏在布达佩斯，除了早晚餐在中国使馆吃以外，中午一般都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餐厅用餐。
在这里主厨的是匈牙利人，饭菜自是纯正的匈牙利风味。由于匈牙利饮食受到成吉思汗西来时裹带的东方风韵影响，有些菜肴的烹制和口味与东亚很接近。匈牙利的一位共产党领袖曾说过：
匈牙利民族曾同中国做过长期的邻居，有70%的人是蒙古血统。两个勤劳的民族，由一根看不见的纽带连接着。吴建民的感受也是：“中国人吃匈牙利餐还是比较容易习惯的，我当时吃着觉得蛮好。”
布达佩斯的饭菜虽然好吃，可要做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却相当的艰辛，因为中国同苏联关系趋于恶化，中国人在东欧已经感觉有些冷峻肃杀的氛围。
更何况吴建民长年所习是外国语，而并没有受过外交专业的训练。虽说他曾有幸几度置身外交场合，但从熟悉外国语到适应外交工作，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跨度。
几十年之后，吴建民受命出任外交学院院长，回溯起当年情景，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懵懵懂懂中一步跨入外交领域的，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合格的外交工作着要走过怎样漫长的摸索领悟的里程。
因此，对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外交部新来的青年人对外交工作不得其门而入他体会颇深，上任不久就在学院开设了外交案例的教程，并亲自授课。
以吴建民的勤奋，如果在刚踏入外交领域的时候，能有本入门的书读一读，有几则外交案例借鉴，他会入道更快一些。
但他们这一代外交工作者，命中注定要和他们的前一辈外交家一样，要靠自己的观察、摸索，自己的琢磨、总结，积累经验，卓然自立于外交舞台。
有人曾这样描述过新中国的前三代外交家：第一代是将军；第二代是省委书记；第三代是翻译。他们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外交专业熏陶，又都赶上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时代
因此他们也只能在外交实践中认识外交，驾御外交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的那样：“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吴建民他们因此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向各国常驻联盟总部的代表们散发这类小册子，并为维护这一观点与苏联等国家的代表在会上会下角力。
平心而论，持续了10的论战，也有失当的一面，邓小平在数十年后总结说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可是在当年，吴建民他们是非常认真地看有关的小册子、听有关的广播的。
作为翻译的吴建民，是最不能对这些言辞掉以轻心的人，他必须琢磨如何把这些论述用法语、英语等外国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在会议上、交谈中，中国代表时常要援引这些言论，阐述中国的观点，与持不同观点的他国代表进行争辩。
在这些场合，中文说错了，可以用在翻译时矫正，但翻译后的言语出错，那就是大问题了。在反反复复阅读和听广播的过程中，吴建民曾一次次地被其中的论述鼓动得热血沸腾，并为寻找最贴切到位的对应词汇而殚精竭智。
为此，吴建民先将法文的报告初稿翻译成中文，供代表研究修改，随后又在晤谈中担任翻译工作。
当新的中文报告草稿拟就，吴建民又连夜翻译成法文，打印出来后，给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多诺，由他提交给联盟大会。其实与会者都猜得出来，马尔多诺的背后是中国人。
年暮春时节，吴建民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各国代表，到刚果（布拉柴维尔）参加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会议。
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非洲人民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很热情，许多非洲青年登上代表们乘坐的车，用唱歌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情。
当时青年们唱的那些歌曲，充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解放的渴望与豪情，比如“昨天我们还受压迫，今天我们自由了。”
因为歌是用法语唱的，吴建民都能听懂。看着唱歌的人们的激情和喜悦，吴建民也心潮澎湃感到民主独立解放运动的潮流势不可挡。
吴建民和代表一起积极主动地与非洲青年们接触，与他们谈论非洲的形势，探讨非洲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问题。并把参加会议的代表请到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大使谈论非洲问题，向他们介绍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
翻译要对代表的发言做同声翻译，就一两个翻译盯着，没有人替换。他要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法语；把其他各国代表的发言，转述给中国代表。
会上争辩，会下还要听反映，摸情况，与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准备可能持续进行的争辩。
这种高频度的语言使用，思辩性极强的论战，使吴建民的外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他一度有些得意：我翻译的速度比我们的对手要快。
但这样的会议一天开下来，往往累得疲惫不堪，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多少休息时间。苏联的代表有时为了使体现他们意旨的重要议案，免受中国方面的批评阻滞，往往拖到夜深人静、大多代表比较困倦的时候才端出来，以期趁人们精力不够集中而匆忙表决获得通过。
还没有领略其中玄机和奥妙的吴建民，最分明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累。在列宁格勒的一次会议期间，吴建民吃罢晚餐就睁不开眼了。
一阵电话铃响，催促他上会场，他嘴上答应着好好，可放下电话就又睡过去了年，吴建民到布加勒斯特开了几天会，又是通宵达旦。会议结束有一天休息，他蒙头大睡了24小时，连饭也没起来吃。
吴建民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工作了三年多，跨了四个年头，先后为三任代表做翻译。第一个是朱良，继而是梁畊，再后来是贾学谦。吴建民和朱良、梁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对他们评价颇高。
他还清楚的记得朱良在每次交锋时的沉着神态。朱良讲话不多，就那么几句话但很得体。吴建民为他翻译也感觉很顺畅、轻松、利落。看得出来，各国代表对朱良都比较尊重。
那时驻外的代表参加每次会议，都要给国内写报告。朱良报告写好后，誊抄的任务都由吴建民完成。
在誊抄过程中，吴建民发现，朱良笔下记述的事情，自己也经历了，可朱良写出来就很有内容，归纳很有条理。报告分析形势，分析苏联代表的动向，分析亚、非、拉代表的心态，很有深度。
事情就是这样，一样的路走过来，有的人收获丰盈很快跃上新的高度；有的人却总在一个平面踯躅蹭蹬。
差别就在于有的人观察敏锐，洞悉透彻，并习惯于归纳总结。吴建民对朱良的报告内容和表述留意起来，报告的
因为誊抄大都是在晚上，有时很晚了，虽然吴建民很用心，但在誊抄中也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朱良看到这种情况，一般不郑重其事地批评，而是好像漫不经心地说：“哟，是不是抄得太晚了？”
朱良的这种批评很有艺术性，很委婉，既让人明白以后要注意，办事再严谨些但又能让人容易接受，精神上也不会背很重的负担。
这更赢得吴建民由衷的佩服敬重，觉得遇到这样的领导很幸运。也是在朱良在任期间，吴建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介绍人就是朱良和朱善卿。
而吴建民对梁的相知则经历了一些曲折。梁来的时候，吴建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翻译，就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了解而言
他比梁更熟悉情况，更清楚一些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经历过更多的复杂场面因此在新领导目前，他有时候讲话就流露出过分自信，甚至在内心轻率地下评断。
此时中苏的纷争升级，在会议中的争执更频繁和激烈。由于梁对一些争议事务的前因不太知晓或了解尚不全面
发言的时曾让人家抓住把柄，被围攻得很猛，出现过比较被动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初来乍到的梁也比较紧张，吴建民做翻译就更感觉到压力。事后内心仍会感到不太舒坦，觉得特别窝囊。
还有一次，梁见一位外国代表，见完之后，梁送了出去。吴建民记得朱良过去送外国来客，总是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
所以在走到那个位置时，他对梁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梁当时没有理会，等送客人回来，对吴建民发起了脾气，他拍着桌子说：“是你见外宾还是我见外宾？这些事是我决定还是你决定?”
梁是北方人，他这种拍桌子的方式，与南方人朱良的和风细雨有着分明的差异不那么容易承受。
再想到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会议上曾经出现的被动局面吴建民一度认为梁来了以后，情况不如朱良在的时候，对梁的能力有几分猜疑直到又经过一段时间后，吴建民才逐渐对梁加深了了解。
在会议上出现被攻的情况后，梁都主动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汇报，向大使检讨自己的工作，这使吴建民觉得梁为人很正直率真。
随着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以及一些争执议题来龙去脉的迅速了解，梁的学识和才智在应对事务和会议争辩中渐渐显示了出来
特别是做为一个翻译，当他发现梁英语非常好，完全可以不靠翻译，自己听说时，他更增加了对梁的好感。
不同的代表，有他不同性格和处理事务的态度方式，作为为代表服务的翻译有一个和代表互相适应磨合的过程，在和代表相处的过程中，吴建民渐渐认识到做人还是有很多学问的，学会了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对年轻人而言，一方面，要有很强的吸纳欲望，要学习，要增益自身禀赋以外的才智；另一方面，要有很强的割舍勇气，将附于自身的弱点瑕疵磨洗掉。璞玉未经雕琢，是显现不出光彩的
但敲打琢磨的痛苦历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下来的。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吴建民也曾经有过浮躁、肤浅，也曾容易因境遇的变异而情绪波动，也曾有过自以为是的时候，特别是有了一点成绩，受到几句表扬后，他也曾经飘飘然……
比如在梁刚到世界青年联盟时，曾经出现过被围攻而显得被动的时候，吴建民在翻译时也感觉窝火；而到后来梁的才识显示了出来，有时他的发言很精彩这时吴建民就翻译得特别有劲，语调也特别有气势。
他内心的焦躁和激动，总在不经意间形于神色，这种情绪波动的外露，也受到梁的批评。
吴建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到布拉格参加国际学联的会议，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全国青联的秘书长钱里仁。那次会议争论的气氛很紧张，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钱里仁的辩驳十分有力，吴建民翻译得情绪激动。
这一激动，语调便高了起立。钱里仁会下对吴建民说：“你的嗓门那么高干什么？你要注意，你的嗓门不能超过我的嗓门！”
钱里仁的话说得挺不客气，但在有了更多的经历和深入的思考后，吴建民越发感到这些老同志的及时敲打是非常有益的。
在国际论坛，在外交场合，不是情绪渲染声调激昂就能占上风的，最能说服人的、最有力量的，还是摆事实和讲道理，而且气氛越紧张就越要沉着镇静（几十年后，当他屡屡在新闻发布的讲台上露面的时候，给多少人留下了温文尔雅理直气缓的感觉，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年，全国青联副主席王照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开会，吴建民受委派从布达佩斯赶过去做翻译。会议期间，苏联人举办了一个招待宴会，吴建民感觉菜不好吃，出于青年人的调皮心理，便故意给服务员出点小难题。还向苏联人调侃说：“听说你们现在好像老吃马肉，是不是牛肉不够吃啊？”
这些情况后来被人报告到王照华那里去了，王照华在代表团内部开会时说“人家准备了宴会，我们要去吃，而且要说好吃。
外交场合气氛不能弄得那么紧张斗争归斗争。我们有些年青同志，讲话像老油子，这样不对”王照华并没有点名，但吴建民知道这是在说自己。
挨了批评，容易让人沮丧。但聪明的人，会在批评中及时警觉，引起思考，吴建民正是在批评中认识到：
外交是讲究理解和风度的，讥笑和嘲讽不是战斗一个人哪怕有一身的优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强者；而一个人倘若能把自身的缺点消除净尽，那才真会让人无懈可击，那才真正让人生畏。
在驻布达佩斯几年间的不断的有所意识，并长期予以注意，使吴建民后来的外交生涯受益匪浅。
人们后来看到担任新闻司长、主持发布会的吴建民，看到在国外当大使、出席演讲的吴建民，总是一脸镇定的神情，平和的语调，却不知这正与他在年轻时在这方面受过敲打，因而比较早地对此有所警觉思考有关联。
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处在激烈交锋的多边外交环境中，与在风平浪静中驻在友好国家的使馆大不一样，是非常锻炼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面临复杂的局面，要你迅速地做出决断来应对，逼着人很快地成熟、老练甚至复杂起来。
有时候，代表奉召回国，守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就剩下吴建民一个人如果这个时候开会的话，就吴建民一个人到会上去听，然后把会议的情况写报告发回国内，这又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按正常情况，报告轮不到他去写。
就在一次代表不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苏联代表与吴建民不期而遇，他提出要和吴建民共进晚餐。吴建民考虑到中苏之间的紧张对峙，心想苏联人单独约他不可能是简简单单地吃个饭，很可能另有图谋，就一口回绝了。
随后，吴建民将这一情况向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做了汇报，使馆也分析这是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认为吴建民拒绝的做法很对。
在那个时代，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与不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特别是单独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条铁律。
因此当这一情况被报告到国内，吴建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嘉许。全国青联方面更是欣欣然，他们派驻国外的人员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翻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翻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
代表请客吃饭，翻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翻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他来到匈牙利后，经过接触和观察，感觉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没有紧随苏联旨意敌视中国，相反私下里透露了愿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信息，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开工作。
韩克华在与各国使节的晤谈过程中，感觉到担任翻译的吴建民的外交潜质。因为那时当翻译还有个任务，就是做记录，对方讲了什么，中国大使讲了什么这个记录做得好坏，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
他知道吴建民是外交部借调去团中央的，出于展开工作的需要，他给外交部打了个报告，提出想让吴建民到驻匈牙利使馆工作。
此时吴建民在世界青联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现，已经得到全国青联的充分认可他们闻知韩克华打报告的消息，也很想留住这个青年人才，据说甚至动用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正式调吴建民到团中央工作。
一个年轻翻译，使馆也要，团中央也争，显然是个人才。两边的报告先后送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他做的决断也很干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爱人才，也善于使用人才的元帅（文章有删节）
小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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